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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先生拍孩子般拍了拍信逸后背，笑说道：“你们叔父连登了三天报纸找你们，从今以后我可再也不敢去见他了。”

大家笑闹了一阵，共叙相见的情谊。曹先生便谈起了上海的时局，对日作战的情况以及党派之争。他也说，国难当头本该一致对外，然而两党相争实在不堪，重庆的种种做法叫人齿冷，简直是自断手脚愚不可及。

曹先生同时带来一些皖南事变的内部消息，真相令人惊骇。他们一向在政治立场上并没有什么倾向，然而此时，连曹先生在内的众人，都不得不开始重新思考孰是孰非。

他们重新拟定新刊的主题，校订文稿，增加了新思想新学风乃至新的党派介绍和支持，发行的路线也做了相应调整。

等所有文稿都交付刊印时，维义忽然反应多来，他拿着样刊站在地心喃喃的念叨着：“我们可是有了亲共的倾向了……”

曹先生正坐在窗下看一份旧报纸，听了放下半边报纸，宽眉笑着，说：“无论是重庆还是延安，大敌当前，我们只倾向最有力量的那一方。”

“最有力量，那不应该是重庆么？百万雄师、新式装备。”信逸转过头来搭腔。

“不，”曹先生放下报纸，搁在一旁的方桌上，接着道：“这力量，应当是生命力，谁更有生命力，谁便应当被支持。”

然而谁更有生命力呢？方惟心里是茵茵和王肖，是那年小镇上延声救下的几个人，他们月下把酒清晨相送。

他们和窗外的莽莽白丁不同。方惟有一次看到曹先生在三楼的晒台上看德文版的《资本论》，而她自己看过法文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