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百七十九章 英法的清醒者（2/3）

贝当停下脚步，用一种混合着无奈和告诫的眼神看着自己这位才华横溢却格格不入的学生，叹了口气：“夏尔，我的孩子。你说的话，也许有道理。但是，你要认清现实。今天的法国，不是1914年的法国了。上一次大战，我们流了太多的血，整整一代年轻人倒在了凡尔登和索姆河。现在整个国家，从议会到民众，都弥漫着一种深深的厌战情绪。没有人愿意再打仗了，没有人愿意再看到自己的儿子、丈夫走上战场。我们现在最需要的不是备战的紧张，而是和平的安宁。甘末林的做法，符合当前的政治正确和民意。你过于超前的担忧，在大多数人看来，就是不合时宜的捣乱。如果你想在军界有所作为，就必须学会忍耐和沉默。”

戴高乐痛苦地摇了摇头，目光望向窗外看似平静的巴黎，声音低沉而绝望：“政治正确？民意？元帅，当德国的坦克真的碾过阿登森林的时候，这些能挡住他们吗？法国…正在为自己虚幻的安全感付出致命的代价。我只怕，等到噩梦成真那一天，我们连后悔的机会都没有了。”

贝当沉默了片刻，没有反驳，只是拍了拍戴高乐的肩膀，转身离去。他知道戴高乐可能是对的，但他更知道，整个法国沉睡的意志，不是一个年轻上校的呐喊所能唤醒的。

戴高乐独自站在原地，一股巨大的无力感笼罩了他。他仿佛已经看到，在马奇诺防线后方，那些正在“放松休整”的法军士兵们，如何在未来某个清晨，被从“坦克禁区”阿登森林中突然冲出的德国装甲洪流，冲得七零八落。一场本可避免的灾难，在高层集体的误判、轻敌和守旧思想的笼罩下，正一步步走向必然。而他的警告，就像投入深潭的一颗石子，只激起了一丝微弱的涟漪，便迅速消失在死水般的沉寂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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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敦，威斯敏斯特宫下议院

议事厅内气氛罕见地热烈，但并非因为争吵，而是因为一种压抑已久的希望正在弥漫。首相内维尔·张伯伦坐在政府席前排，脸色苍白憔悴，但眼中却闪烁着一丝久违的、近乎回光返照的光彩。他刚刚向议会通报了关于德国正大张旗鼓邀请日本商讨“防共协定”、似乎有意将矛头转向苏联的情报。

“尊敬的议员先生们，”张伯伦的声音比平时虚弱，却带着一种如释重负的恳切，“我们收到了来自欧洲大陆的最新消息。种种迹象表明，德意志帝国的扩张野心，可能正在寻找一个新的、向东方的出口。这或许…这或许是上帝赐予欧洲的喘息之机，是我们用诚意和忍耐换来的和平的曙光！”

只有张伯伦自己和身边的几位核心阁僚知道，他的私人医生几天前刚刚下达了“最后通牒”——晚期癌症已扩散，他最多只剩下六个月的寿命。此刻，他比任何人都渴望能在生命最后的时光里，为自己留下一个“和平缔造者”而非“战争首相”的政治遗产。德国的“东进”迹象，对他而言，无疑是上帝送给他的最后、也是最好的礼物。

然而，张伯伦的“和平宣言”话音刚落，一个如同风暴般的声音立刻从后排座位上炸响，瞬间击碎了议事厅内短暂的乐观气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