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82章 以我为主（2/3）

问题颇具挑战性。高晋略作沉吟，答道：“感谢您的问题。首先，您提到的年龄较大的工人，正是我们另一项重点工作的对象。在东都市，针对他们的培训更强调技能认证、与原有经验的衔接以及稳定的岗位对接，模式有所不同，但核心逻辑一致：尊重主体，对接需求。其次，关于政府角色，我们的定位不是替代市场，而是弥补市场在某些领域（如前瞻性技能培育、弱势群体能力建设）的暂时性失灵。所有培训内容的设计，都与企业共同完成；大部分培训后的就业，通过市场化渠道实现。政府资金更多用于撬动社会资源、降低个人参与门槛，而非直接创造岗位。我们定期评估计划对市场工资和岗位结构的影响，目前尚未发现明显的扭曲效应。”

回答既有针对性，又提供了延伸信息。台下不少人点头。

接着是一位北欧的市长提问，他更关心可操作性：“这种多方协作的平台模式，对市政部门的协调能力要求很高。你们如何确保教育机构、企业和政府部门之间建立真正的信任和可持续的合作机制？而不是沦为一次性的活动？”

高晋分享了东都市建立常态化联席工作机制、设立由各方代表（包括青年代表）组成的监督委员会、以及运用数字平台提高协作透明度和效率的具体做法。“关键是以解决具体问题为导向，从小切口做起，让各方在合作中尽快看到实际成效，信任便在实践中累积。当然，这需要政府部门转变角色，从事无巨细的管理者，转变为耐心细致的组织者和服务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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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问逐渐深入，涉及数据隐私保护、培训质量评估、长期效果追踪等专业问题。高晋依据国内已有的实践和思考，一一作答，不清楚的便直言“这需要进一步研究”，不回避，不粉饰。

演讲和问答环节结束时，会场响起了较为热烈的掌声。几位与会者随后围上来交换名片，深入探讨。高晋能感觉到，一种基于具体案例和务实讨论的沟通正在建立。

然而，论坛间隙的咖啡时间，另一种声音也不期而至。一位来自某跨国咨询公司、曾在多家国际机构任职的经济学家，端着咖啡“偶遇”高晋，闲聊几句后，话锋一转：“高先生，您的演讲很生动。但恕我直言，中国这种政府深度介入产业和人力资源发展的模式，与国际上主流的主张——让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似乎存在张力。特别是在当前全球贸易和投资规则讨论中，这种模式常常被质疑可能造成不公平竞争。您如何看待这种根本性的模式差异？”

问题温和，但指向的是更深层的理念与规则冲突。高晋放下咖啡杯，微微一笑：“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我认为，讨论任何发展模式，都不能脱离具体的历史阶段、资源禀赋和面临的挑战。中国有超大规模的劳动力群体，有快速迭代的产业结构，也有区域间巨大的发展差异。我们的探索，是基于这些现实约束，寻求更有效率的资源配置和更具包容性的发展路径。政府的作用，在不同领域、不同阶段应当不同。在技能培养这个存在显着外部性和市场失灵的领域，适当的公共干预是国际社会的普遍实践，只是方式和程度各有不同。我们愿意在具体的规则层面，基于实证研究，进行对话和比较。判断一种模式是否‘公平’，最终应该看它是否促进了更多人的福祉，是否为全球经济增长贡献了正向力量，而不是简单贴上意识形态标签。”

对方若有所思地点点头，未再多言，但高晋知道，这样的理念碰撞远未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