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茶楼听市（1/3）

十一月初七，晴。

天刚亮，武大郎像往常一样挑起担子出门。巷子里的石板路还凝着昨夜的霜，踩上去咯吱轻响。潘金莲挎着布包跟在后面，嘴里呼出的白气在晨光里散开。

连做了十天生意，这套流程已成了习惯。和面、调馅、生火、蒸饼，每个步骤都卡着时辰。灶膛里的火光照在脸上，暖烘烘的，能暂时驱散后颈那股挥之不去的凉意——自那日在巷口遇见西门庆，这感觉就没彻底散过。

饼铺今日来了个新客人。

是个走镖的汉子，四十上下，络腮胡，腰带上拴着个铜牌，刻着“威远”二字。他买了五个肉饼，蹲在槐树下大口吃完，抹抹嘴，又回来：“掌柜的，这饼能放几日？”

武大郎一愣：“现做现吃的好，放久了硬。”

汉子摇头：“我要带路上吃。走镖的，风餐露宿，有口热乎的难得，冷饼也强过干粮。”

潘金莲从摊后抬头：“客官要多少？”

“二十个。”汉子说，“后日一早取，能行不？”

武大郎看向潘金莲。她心里飞快盘算：二十个饼，四十文钱。但要做能久放的饼，馅料得调干些，面皮得厚实些，还得用油纸仔细包好。

“能行。”她说，“但要加两文钱的油纸钱。”

汉子爽快：“成！后日卯时，我来取。”

他付了十文定钱，大步走了。武大郎捏着那十个铜钱，眼睛发亮：“娘子，这……这是长期生意？”

“可能是。”潘金莲把定钱收好，“走镖的常来常往，若觉得好，下次还来。”

她想起现代的外卖和预制食品。这时代没有冷链，但做些耐储存的干粮，或许真是条路。

晌午收摊，数钱。今日书生那边三十五个，摊上四十八个，加上走镖的定钱，一共收了一百五十一文。不多不少，稳中有升。

那个“吴记”的老汉还在对面，但生意明显淡了。有几个街坊探头看看他那干瘪的饼皮，摇摇头，还是来了武大郎这边。

潘金莲一边收摊一边想：价格战从来不是长久之计。品质和口碑，才是拴住客人的绳子。

下午，她没回家。让武大郎回去歇着，自己揣了五十文钱，往县里最热闹的南街去。

她要打听铺面。

南街是阳谷县的商业中心。绸缎庄、药材铺、银楼、茶肆，一家挨着一家。铺面的幌子在风里招展，伙计的叫卖声此起彼伏。潘金莲走在街上，眼睛往两旁的门脸扫。

她先在一家布庄前停了脚。铺子不大，三开间，门板漆成深红色，檐下挂着“苏杭绸缎”的幌子。一个伙计正站在门口揽客，见她驻足，笑着招呼：“娘子扯布？新到的杭绸，颜色正着呢。”

潘金莲摇头：“请问掌柜，这铺面是自有的，还是租的？”

伙计愣了一下，打量她：“娘子问这个作甚？”

“想打听行情。”潘金莲从袖里摸出两文钱，递过去，“劳烦小哥指点。”

伙计接过钱，脸色好看了些：“这铺面是我们东家自有的。娘子想租铺面？”

“有这打算。”

“那得找牙人。”伙计朝街那头努努嘴，“看见那家‘刘记茶楼’没？二楼常有牙人喝茶谈生意，娘子去那儿问问。不过……”他顿了顿，“娘子是做哪行？”

“炊饼。”

伙计眼神变了变，笑容淡了：“炊饼铺子……南街怕是不成。这地界租金贵，卖饼得卖多少才够本？”

这话实在，但戳心。潘金莲道了谢，往茶楼走。

刘记茶楼两层，木楼梯踩上去吱呀响。一楼坐满了歇脚的脚夫、货郎，大碗茶一文钱管够，喧哗声能掀翻屋顶。二楼清静些，几张八仙桌，坐着些穿长衫的，喝茶谈事声音都压着。

潘金莲在楼梯口站了站，找了个靠窗的空位坐下。跑堂的过来：“娘子用茶？”

“一碗清茶。”

“三文。”

潘金莲付了钱。茶很快端来，粗瓷碗，茶汤浑浊，浮着几片粗茶叶子。她没喝，只端着暖手，耳朵竖起来听。

邻桌两个中年男人在谈粮价。

“……今年河北路旱，麦子涨了三成。汴京的粮商都往那边跑，咱们这儿收粮难。”

“可不是。我那磨坊，上月还能收五十石，这个月二十石都凑不齐。”

“听说县里几家大酒楼，都在囤面。‘醉仙楼’的王掌柜，一口气定了两百石，现钱交割。”

“两百石？他哪来那么多现钱？”

“谁知道呢……”

潘金莲心里一紧。麦子涨价，面粉就得涨。她做饼的成本又要上去。

另一桌在谈铺面。

“东门那块地，赵员外开价三百贯，死活不松口。”

“三百贯？疯了吧！那儿人流是不错，可铺面老旧，修葺还得砸钱。”

“可不嘛。但我听说，‘济世堂’的孙大夫有意盘下，开分号。”

“孙大夫？他哪来那么多钱？”

“人家行医几十年，还能没点家底？”

三百贯。潘金莲默默换算。一贯是一千文，三百贯就是三十万文。她现在手头才五百多文，差着六百倍。

茶杯在她手里转了个圈。茶汤晃出来一点，烫了手指。

正想着，楼梯口上来个人。四十来岁，穿半旧绸衫，手里拿着本册子，眼睛在二楼扫了一圈，朝潘金莲这边走来。

“娘子一个人？”那人在对面坐下，也不客气，自顾自倒了杯茶——是潘金莲的茶壶。

潘金莲没动：“您是？”

“姓胡，做牙人营生。”那人从怀里摸出个木牌，推过来。木牌上刻着“官牙胡三”四个字，底下还有行小字，看不清。“娘子刚在楼下打听铺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