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章 筒子楼卖药，举报箱里的催命符（1/3）

一九七七年十二月的县城。第一人民医院是一栋三层高的苏式红砖楼。墙皮掉了一半，露出里头青灰色的水泥底。外墙刷着白底红字的“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红漆被风雪剥蚀得很淡。医院后头连着一片家属院。三栋灰扑扑的筒子楼并排立在煤渣地上。

王桂花背着大竹篓，领着麦穗踩过满地黑泥。

家属院没大门。楼道口堆着成山的过冬大白菜和蜂窝煤。空气里全是来苏水混着烂菜叶的酸臭味。这年头医生工资定死在三十几块，家里人口多一样吃不饱。私底下倒腾点偏方赚外快，是公开的秘密。

踩着掉渣的水泥楼梯上二楼。走廊光线极暗。各家各户的门前都生着铁皮炉子。

“找哪家？”一个倒痰盂的胖女人端着搪瓷盆，警惕地盯着王桂花。看她这身打扮，像个盲流。

“找林大夫。林培元。”王桂花把背篓往上颠了颠。

胖女人拿搪瓷盆指了指走廊最里头。“挂蓝布帘子那家。”

王桂花走过去。门虚掩着。门框上贴着去年过年的红对联，早褪色了。她没敲门，直接掀开那块油腻腻的蓝布帘。

屋里很小。一张单人床，一张剥漆的三屉桌。林培元戴着老花镜，手里拿着个蒜臼子，正捣鼓一堆黑乎乎的药渣。这老头前世是县里出名的中医，专治顽固性冻疮。后来八十年代开私人诊所发了家。

“看病去前头挂号。后院不接诊。”林培元头都没抬。手里的石头杵子邦邦砸在蒜臼底部。

王桂花没退出去。她卸下背篓，放在地砖上。掀开上面盖着的旧报纸。

“不看病。送药来的。”

一把烘干的雪见草被她抓出来。放在三屉桌的边缘。

发霉薄荷的刺鼻气味瞬间冲散了屋里的中药味。

林培元手里的石头杵子停住了。他抬起头，视线越过老花镜的上半片玻璃。干瘦的手指捏起那把草药。翻过来看叶片背面的白绒毛。又掐断一根主须，放在鼻子底下闻。

动作停顿了足足五秒。

懂行。这就行了。

“黑瞎子岭的雪见草。连根拔的，没伤须。昨晚连夜拿铁皮炉子火烘过，水分全拔干了。”王桂花拍打着手套上的草屑，“这时候县里供销社的防冻膏早脱销了。你那生肌散的偏方，缺这味主药。我这有三十斤。”

林培元站起身。走到背篓前，伸手往底下掏了掏。底下的成色和上面一样好，没掺沙子和黄土。

“三十斤。”老头拍了拍手上的灰，“你要多少？”

七七年这会儿。私下买卖算投机倒把。但在医院家属院，这叫“内部调剂”。

“一块钱一斤。不要票。”王桂花报了价。

林培元瞪大眼睛。“供销社的猪肉才七毛三。你这破草卖一块？”

“猪肉治不了县委领导脚上的老寒疮。你这药膏配出来，一小盒能卖五块。”王桂花盯着老头的眼睛。账算得很明白。

林培元没吭声。转身拉开三屉桌最底下的抽屉。从一个生锈的饼干盒里拿出一叠钱。大团结，五块的，还有几张毛票。手指蘸了点唾沫，点出三十块。

拍在桌上。

“背篓留下。连篓子算三十一块。拿钱走人。”

王桂花数钱。三张十块的，两张五毛的。把钱卷成筒，塞进贴身线衣的口袋里。按平。拉着麦穗退出屋子。

三十一块钱。普通工人一个月的死工资。干这行当确实来钱。

出了筒子楼，风一吹，背上的汗贴着肉发凉。王桂花带麦穗去街角的国营饭店。花三毛钱买了两碗大肉面。粗瓷碗里飘着几片肥肉膘子。面条劲道。

“吃。连汤都喝干净。”王桂花把筷子递给麦穗。

麦穗大口吞咽。额头吃出细汗。小丫头这两天被油水润着，脸上的蜡黄色褪了些。

吃完面。两人直奔东大街的县武装部。

武装部是一座带大院的三层灰楼。门口两扇红漆大铁门敞开着。两边站着持枪的哨兵。院子里停着两辆军绿色的偏三轮摩托车。墙上的黑板报用彩色粉笔画着大炮和红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