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94章 斯诺的柏林见闻（3/3）

“现在，”

费舍尔张开双臂，仿佛要拥抱眼前广阔的田野和远处成排整齐的红顶白墙新农舍，

“这土地是农场集体的，也就是我们自己的。这些铁家伙，”他拍了拍身边一台停着保养的拖拉机的轮胎，

“是农业机械合作社的，我们自己有技术员维护。

收成除了按计划上缴国家，剩下的留作农场发展基金和我们自己的分配。

瞧见那些新房子没？每家都有，按人口和贡献分。

那边是农场小学、卫生所、俱乐部和奶牛场。”

他带着斯诺参观农场的生活区。学校操场上孩子们在玩球，卫生所里穿着白大褂的年轻医生正在给一位老人量血压。

俱乐部里，一群年轻人正在排练合唱，歌声嘹亮。

“我大儿子，”费舍尔提到家人时，脸上皱纹都舒展开了，露出不加掩饰的骄傲，

“在波茨坦的农业航空学校学习！开飞机，给大地撒药、测绘！”

他顿了顿，看着斯诺，

“同志，你说，什么是社会主义？对我这样的老农民来说，社会主义就是：土地归真正耕种它的人，机器帮忙而不是奴役人，孩子有前程，老了有依靠，干活有奔头。就是这么实在。”

斯诺问及农场与国家的关系，费舍尔回答得很朴实：

“国家给计划，给贷款买第一批大机器，派技术员指导科学种田。我们负责把地种好，完成计划，改善大家生活。

具体活计大家商量着干，劲往一处使。”

傍晚，斯诺回到柏林市区，脑海中交织着两种强烈的印象：

工厂里指向未来的科技与高度组织，农场中扎根土地的踏实变革与朴素自豪。

两者看似迥异，却共享着同一种内核：

生产资料集体所有带来的根本性解放，计划性与群众积极性的结合，以及对德国人民的全面发展）的切实关注。

德国同志们谈论这些成就时，总会自然地提到“韦格纳主席说……”，那种信赖与引述，并非个人崇拜式的口号重复，而像是一种共同语言，指向他们深信不疑并亲身体验着的道路指南。

采访韦格纳的申请尚未有回音，但斯诺感到，每多看一处，他对理解这位领袖为何能凝聚如此力量、推动如此变革的渴望就更深一分。

柏林乃至整个德国，仿佛就是一个巨大而精密的展品，无声却雄辩地阐述着“卡尔·韦格纳道路”的实践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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