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东老厂房（1/3）

赵铁生在岗亭里坐了一整夜。

那把椅子太矮了，他的腿蜷着，膝盖顶着岗亭的墙。他没有睡，眼睛一直睁着，看着大门外面那条空荡荡的马路。路灯在凌晨两点的时候灭了一半，剩下的一半昏黄昏黄的，像快要燃尽的蜡烛。风从门缝里灌进来，吹在他的后脖颈上，凉的。他把夹克的领子竖起来，缩了缩脖子，没有动。

他的手机放在面前的桌上，屏幕朝上，安安静静地躺在那里。没有电话，没有短信，没有任何人联系他。这个世界好像把他忘了。但他没有忘记这个世界。他记得每一个数字——十三个伤者，四岁到八十一岁，五个地点，一张传单，一个红鼻子。他还记得那个电话里的笑声，变声器处理过的、金属的、冰冷的、像机器在说话的声音。那个声音说——“明天还有。”

天亮了。

赵铁生站起来的时候，膝盖发出一声脆响，像干枯的树枝被折断的声音。他扶着岗亭的墙站了一会儿，等腿上的麻劲儿过去，然后拿起桌上那四顶帽子——红的，黄的，蓝的，藏蓝的。他把它们叠在一起，放在椅子旁边的地上，靠着椅腿。然后他走出岗亭，站在公安局的大门口，看着太阳从东边的楼顶上升起来。阳光很刺眼，他眯起了眼睛。

第一起报案是在早上七点十二分。不是电话，是一个老太太直接走到了公安局门口。她站在大门口，手里攥着一张皱巴巴的传单，整个人像一片在风中瑟瑟发抖的枯叶。值班的小警察跑出来扶她的时候，她的手冰凉，嘴唇发紫，牙齿在打颤，磕磕巴巴地说：“有人……有人往我家门缝里塞……塞了这个……我打开一看……是那个……是那个小丑……”

传单上印着一个小丑的笑脸。圆圆的眼睛，弯弯的嘴角，红红的鼻子。传单的背面写着一行字，手写的，红色的，歪歪扭扭的——“送给你。不要钱。送你上西天。”

赵铁生站在大门口，看着那张传单，看着那行字，看着老太太发抖的手。他的手指攥紧了，指甲陷进掌心里，掐出了四道深深的印痕。

“方晴，”他的声音沙哑得不像自己，“通知所有派出所、所有社区、所有物业，挨家挨户排查。发现传单的，不要碰，马上报警。”

方晴已经跑了出去。

七点四十五分。城东。一个送孩子上学的妈妈在家门口的信箱里发现了一张叠成方块的红色传单。她没有打开，因为她看到了露在外面的那个小丑的半个笑脸。她抱起孩子跑了。跑到小区门口的时候，她遇到了正在挨家挨户排查的社区民警。她把传单的位置告诉了民警，然后蹲在地上，抱着孩子，哭了。孩子不知道妈妈为什么哭，伸出小手摸了摸妈妈的脸，说“妈妈不哭，宝宝乖”。妈妈哭得更厉害了。

八点二十分。城南。一个晨练的老人在公园的长椅上发现了一张传单。传单就放在长椅的正中央，像被人特意摆好的。老人没有碰，他站在两米外，掏出手机拍了照，发到了社区群里。群里瞬间炸了。有人说他也看到了，在健身器材上；有人说在花坛边；有人说在垃圾桶上面。同一个公园，至少发现了十几张。散落在各个角落，像被人随手撒的种子。每一张上都印着那个小丑的笑脸，每一张的背面都写着那行字——“送给你。不要钱。送你上西天。”

八点五十五分。城西。一个外卖骑手在送餐途中，看到路边停着的一辆婴儿车里有一张红色的纸。他停下来，以为是风吹进去的广告，伸手去拿。指尖碰到纸的瞬间，他看到了那个小丑的笑脸。他缩回了手，掏出手机报警。他的手在发抖，手机差点掉在地上。他低头看了一眼婴儿车——车里没有婴儿。空的。那张传单就躺在空荡荡的婴儿车里，像一个小小的、红色的、正在微笑的尸体。

九点半。所有的传单都被送到了技术科。陈飞宇站在操作台前，看着桌上那几十张红色传单，手在发抖。不是因为害怕，是因为愤怒。这些传单被塞进门缝里，放在信箱里，丢在公园的长椅上，藏在健身器材的缝隙里，躺在空婴儿车中。它们无处不在，像一场红色的雪，在兆斐市的每一个角落静静地落下来。

“材质一样，”云曦月站在他旁边，手里拿着镊子，小心翼翼地翻动一张传单的边缘，“可降解塑料。跟气球一样。跟之前的所有东西一样。同一批材料，同一个来源。而且——”她用镊子指着传单背面那行红字，凑近看了看，眼睛眯成了一条缝，“墨水也特殊。不是普通的墨水，是某种油溶性的颜料，渗透进塑料的分子结构里，跟材料融为一体。想要去除它，除非把整张传单降解掉。降解的时间——大概几个小时。等我们找到它们的时候，它们已经在分解了。”

她放下镊子，摘下眼镜，揉了揉鼻梁。她的眼睛下面有很深的黑眼圈，嘴唇干裂，脸色苍白。她一夜没睡。昨晚从医院回来后，她直接进了实验室，把之前所有的样本重新检测了一遍。气球的碎片，传单的碎片，麻醉剂的残留，可降解塑料的颗粒。她一个一个地测，一个一个地比对，一个一个地排除。直到凌晨四点，她终于找到了一个共同点——所有的材料，包括墨水，都含有一种极其罕见的、用于增强塑料柔韧性的添加剂。这种添加剂只在国外一家小众化工企业生产，国内没有代理商，没有经销商，没有官方进口记录。这意味着——有人通过非法渠道，把这些材料运进了国内，然后制成了气球、传单、小丑的衣服、封住脸的那层白色塑料。所有的一切，都来自同一个源头。

席斯言站在她身后，没有说话。他把一杯热水放在她手边，杯子是温的，不烫。云曦月端起杯子喝了一口，水是温的，刚好。她没有看他，因为她知道他在看她。她的手指在杯壁上轻轻敲了两下，像在说什么。

“曦月，”席斯言的声音很低，低到只有她能听到，“你去睡一会儿。”

“我不困。”

“你眼睛红了。”

“那是灯光照的。”

“你在发抖。”

云曦月低头看了看自己的手——确实在发抖。不是害怕，是累。是那种从骨头缝里渗出来的、怎么都压不住的、连肌肉都不再听使唤的累。她把手放下，放在膝盖上，握成拳头，想让它停下来。但拳头也在抖。席斯言蹲下来，跟她平视，伸出手，把她的手从膝盖上拿起来，握在自己的掌心里。他的手很大，很暖，把她的手整个包住了。他的拇指在她的手背上轻轻摩挲着，一下，一下，又一下，像在安抚一只受惊的小动物。

“赵局让你去睡，”他的声音很轻，很柔，跟他平时在案发现场说话时完全不一样，“在他的办公室。沙发可以放平。他说了，不睡不许干活。”

云曦月看着他，看了几秒，然后点了点头。她站起来，走出技术科，走上楼梯。赵铁生的办公室门开着，沙发已经放平了，上面放着一床叠得整整齐齐的毯子。毯子是军绿色的，旧旧的，洗得发白，有一股淡淡的烟味。云曦月躺下来，把毯子拉到下巴，闭上眼睛。毯子上的烟味包围了她，像赵铁生站在她旁边，像席斯言握着她的手，像门卫大爷戴着那四顶帽子坐在岗亭里看着她。她的鼻子酸了一下，但没有哭。她闭着眼睛，听着走廊里传来的脚步声、电话声、对讲机的声音，听着这座城市在恐慌中发出的每一声喘息。然后她睡着了。

席斯言站在技术科的窗前，看着窗外的院子。院子里停着几辆警车，车顶上落了一层薄薄的灰。阳光照在那些灰上，灰是灰色的，光是金色的。他的手机震了一下，一条消息，王浩发来的——“席队，城东派出所刚接到报案，一个老太太在家里打开了一张传单，当场晕倒。家属说传单是被人从门缝塞进来的。老太太以为是什么广告，打开看了一眼，就一眼。现在在市第二人民医院，ICU。”

席斯言把手机收起来，看了一眼窗外。阳光还是很刺眼。他走出技术科，走下楼梯，走过空荡荡的走廊。走廊的墙上贴着“打击犯罪，保护人民”的标语，红色的字，白色的底，在日光灯下像一滴滴凝固的血。他走到大门口，岗亭里空着。那把椅子还在，那四顶帽子还靠着椅腿，那杯茶还在桌上。他站了一会儿，然后转身，走向停车场。

王浩已经在车里等他了。刘洋坐在后排，手里拿着笔记本，上面密密麻麻地记着所有报案信息。陈飞宇坐在副驾驶，电脑开着，屏幕上是兆斐市的地图，上面标满了红色的圆点。每一个圆点代表一张传单被发现的位置。那些圆点密密麻麻的，像一场红色的雨，像一片正在扩散的皮疹，像一张正在被画上去的、巨大的、笼罩整个城市的小丑的脸。

“席队，”陈飞宇的声音沙哑得像砂纸，“传单的分布不是随机的。你看——城东的老小区，城南的公园，城西的学校附近，城北的菜市场，市中心的老街。这些地方都有一个共同点——人多，路窄，监控少。而且，每一个地方都离派出所很近。最近的不到两百米，最远的也不超过五百米。”

王浩的手在方向盘上攥紧了。“他在挑衅。他就在派出所眼皮底下放传单，他知道我们抓不到他。因为他放了就走，走得很快，混进人群里就没了。他可能根本就不是一个人。他可能是一个团队，一个人放，一个人接应，一个人观察。我们看到的只是那个放传单的人，其他的人藏在暗处，看着我们像无头苍蝇一样到处跑。”

席斯言没有回答。他看着窗外飞速后退的街景，看着那些行人、那些车辆、那些店铺。每个人都在正常地生活——买菜、上班、送孩子、遛狗。他们不知道那些传单可能就在他们家门口的信箱里，在他们每天路过的公园长椅上，在他们孩子玩耍的滑梯下面。他们不知道那张印着小丑笑脸的红色传单，正在这座城市的每一个角落里静静地躺着，等着被某只毫无防备的手捡起来。

“去城东，”席斯言说，“那个老太太的家。”

老太太的家在城东一个老小区的五楼，没有电梯。楼梯很窄，声控灯坏了一半，踩上去的时候，有的亮，有的不亮。王浩走在前面，一脚踩空了一级台阶，差点摔下去，被刘洋从后面拽住了。两个人对视了一眼，都没有说话。五楼，左边。门开着，门口站着两个穿制服的民警，看到席斯言，敬了个礼。其中一个年纪大一些的，眼眶红红的，声音有些哑：“老太太的儿子在里面，情绪不太稳定。席队，您跟他说话的时候——”

“我知道。”席斯言走了进去。

屋子不大，两室一厅，家具旧旧的，但收拾得很干净。茶几上放着一个果盘，果盘里有几个苹果，一个已经烂了，发黑发皱，像一张缩水的脸。沙发上坐着一个中年男人，穿着深蓝色的工作服，袖子上的油渍还没洗掉。他低着头，双手撑着膝盖，肩膀在抖。听到脚步声，他抬起头，看到席斯言，看到他的警服，看到他的帽子。他的嘴唇动了一下，想说什么，但喉咙里像是被什么东西堵住了，一个字都发不出来。他的眼睛红得像被火烧过，但没有泪——可能已经流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