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身处险境（1927～1931）（2/3）

南昌起义后，中共随后于9月发动的“秋收起义”也失败了。在湖北，拼凑起来的农民军队很快就被原以为是盟友的国民自卫队解除了武装。毛泽东是湖南秋收起义的组织者，他率领着由起义士兵、矿工、农民等组成的四个“团”。他接到的命令是攻占长沙，经过接二连三的几次败仗，期间他手下的两个团之间还发生了内讧，毛泽东意识到自己手下的这支队伍根本无法完成上级交给他的任务。于是，毛泽东在远离长沙的一个小镇集合起剩余的兵力，劝说其中的大部分人跟他上了井冈山。井冈山位于湖南、江西两省交界处，地理位置偏僻，地势险峻。经过几个星期的长途行军，毛泽东和他的部队终于抵达他们的目的地，但整个队伍只剩下几百人。井冈山自古以来就是土匪经常出没的地方。当时有两伙土匪盘踞在山上，毛泽东说服他们的首领与他结成同盟，在山上驻扎下来。于是，在这个中国南方最易守难攻的峭壁密林深处，毛泽东和他的队伍度过了一个极其艰苦但相对安全的冬天。

当年中国共产党发动的第三次起义，也是最后一次起义，于12月在广州爆发，这次起义也以惨败告终。起义者计划利用共产党领导的当地军队和武装工人占领城市，建立苏维埃市政府或公社，开辟一个长久的红色区域。但经过几天激战，中国共产党在广州的所有组织被彻底摧毁，几位全国著名的领导人牺牲，数以千计的工人惨遭杀害，其中许多人手无寸铁。斯大林认为，广州起义还有另一个损失，那就是国民党军队在街上打死了几名苏联人并袭击了苏联领事馆。斯大林竭力将派往中国的共产国际顾问和苏联外交官区别开来，但“广州惨案”表明国民党的军官并没有对他们加以区别。自此，苏联与中国国民党之间的合作，在这个孙中山和鲍罗廷曾为之牵线搭桥的城市，划上了一个蘸满鲜血的句号。

那年秋天，中共中央政治局新任负责人瞿秋白，决定将共产党中央迁回上海。因此，仍担任党中央秘书的邓小平于9月底或10月初到了上海。和他一同到达上海的是李维汉。李维汉与邓小平早在法国时就已相识，当时李维汉刚被提拔到政治局工作。邓小平在7年前从上海前往法国，如今在绕了一大圈之后，他又回到了阔别7年的上海。

邓小平到上海不久就被任命为中央秘书长，负责处理中央机关的文书、机要、交通、财务等工作。在平时，这类工作原本就很繁琐，在当时艰苦的工作环境下就更繁重了。当时，中国共产党是非法组织，共产党员随时都有被捕的危险。国民党的军队和警察逮捕到共产党嫌犯后，会使用一切手段对他们严刑逼供，如果有一个人叛变，就会牵连到许多人。在中共最想重建党的影响的产业界，很多劳工组织都属于青帮或其他反共的黑社会组织，到处都有密探。公共租界的巡捕、法国租界的警察和国民党的警察一样仇视共产主义和共产党人。他们经常主动搜捕共产党人，然后再把抓到的嫌疑犯交给上海的国民党警察。

中共中央机关及其下属部门附属机关在上海分布很广。中央委员会的大多数部门集中在上海市中心；江苏省委机关设在闸北和虹口的工业区内；青年团的部分单位则设在法租界。周恩来当时负责中央机关的安全工作，他规定，政治局开会时，政治局委员不必全到，至少要有一至二人缺席，以防警察局一旦突袭时不致于全体被捕。政治局会议常常在公共场所比如医院等相对安全的地方召开。据周恩来的传记记载，邓小平经常前往市中心威海路的一家医院开会。1929年8月，大约是在邓小平离开上海前往西南的同一个时间，两名政治局委员被出卖后遭到逮捕和杀害。总的来讲，在邓小平做地下工作的两年之中，中共中央在上海的安全工作一直做得很好。

大约在1928年的某个时候或1929年年初，邓小平结婚了。新娘子叫张锡瑗，也是中国共产党党员。她曾经在江西与福建交界处的某个地处山区的地方党组织任过职。邓小平究竟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同她相识，目前仍不得而知，很可能是她奉命到上海送信时两人相遇的。

不管邓小平和张锡瑗是在什么情形之下相识和结婚的，他们的婚姻只持续了很短的时间便悲剧性地结束了。张锡瑗因难产去世。关于她去世的时间有不同的说法，但有一点是一致的，即当时邓小平不在上海。有关邓小平在1928年和1929年间活动的记录很少。但作为中央的一名重要官员，他不可能经常离开上海。因此，合理的推论是，张锡瑗去世时，邓小平已离开了上海，调任新的工作了。这个重大的打击，一定在他的心中留下很深的伤痛。但邓小平一向闭口不谈自己的私生活，也从不对外人谈他的感情，在他的官方传记里甚至没有提到这次婚姻。

对中国共产党人来说，1928年最重大的政治事件是第六次党的代表大会的召开。由于在中国境内没有一个安全的地方允许几十名中共代表集中在一起，这次大会选在莫斯科郊外的一所旧式庄园举行。中国共产党的大多数政治局委员参加了这次会议。但李维汉留在上海没有参加，邓小平也和他一起留在上海。在中国共产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上，布哈林作为共产国际常务委员会的主席出尽风头。布哈林曾与斯大林一起批判托洛茨基的对华政策，但不久就因其“右倾”和“富农路线”受到批判。布哈林性情怪异，有时身穿猎装出现在主席台上，有时他的手腕上甚至会站着一只猎鹰。在他的主持下，中国共产党第六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决议与2月份召开的共产国际会议的决议口径完全一致。

经过整个6月的争论，大会总结认为，中国革命尚处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不属于社会主义革命），全国的形势处于两次“革命高潮”之间。大会批判了陈独秀的“机会主义”路线（陈独秀未到会），同时也批判了瞿秋白的“盲动主义”。大会通过了十大纲领，其中的三大任务是推翻“国民党军阀政府”，没收地主阶级的一切土地，“联合世界无产阶级和苏联”。后来，当毛泽东自己总结出一整套关于中国革命性质的理论时，肯定了这一纲领的正确性，但应该强调革命的持久性和“农村根据地的重要性”。

1929年年中，邓小平的工作发生了新的变化。中央政治局免去了他中央委员会秘书长的职务，派他前往地处西南的广西执行一项特殊任务，这项特殊任务的主要工作有三个：一、与广西省政府主席俞作柏和广西省绥靖司令李明瑞建立联系，这两个人虽然都是蒋介石任命的，但他们当时正在策划反蒋的军事行动，并表示了与共产党合作的愿望；二、接管和主持广西省的党务工作；三、准备武装起义。这些都是极其艰巨而危险的任务。虽然俞作柏和李明瑞都同情共产党，但他们在当地的势力很弱。而且，如果他们采取反蒋行动，失败的可能性更大。况且广西地处偏僻，仅与法属印度支那和广州有来往，而广州当时却控制在坚定的反共势力手中。由此可见，广西当时远离共产党军队所活动的任何地区。难怪当俞作柏和李明瑞极力邀请共产党派人前往广西协助他们时，当时在上海秘密活动的共产国际远东支局坚决反对接受他们的倡议和邀请。

然而，邓小平还是奉党中央之命，于九月初抵达广西省省会南宁。邓小平是从上海经海路到达法属印度支那的海防，然后由陆路进入广西的。在他之后，又有几位党的干部陆续进入广西，其中包括曾经在苏联受过军事训练的张云逸。邓小平见到省主席俞作柏后，立即说服他任命张云逸为广西省警备大队的大队长和教导总队的队长，专门培训初级军官。之后，邓小平和张云逸开始静候俞作柏出征反蒋。果然，俞作柏很快出兵，并带着李明瑞和他一同行动。他们一出发，邓小平和张云逸就命令南宁警备部队的一个营进驻广西的西北山区待命，另一个营镇守南宁通往河内的必经之地。他们还派出可靠的部队占领了省军械库，库里有5000支步枪，一些山炮、迫击炮和机关枪，几台无线电装置和大量的弹药。这些战利品是当时率领两三千人在江西南部一带活动、极度缺乏武器装备的毛泽东做梦都想不到的。

俞作柏和李明瑞的军事行动很快就结束了。他们的军队在广西、广东交界处被打败，溃不成军，他们两人仓皇逃走。邓小平和张云逸一听到这个消息，立即将军械库的全部军火转移到早已在南宁港准备好的汽船上，并命令部队撤出南宁。邓小平率领一支部队乘船溯右江而上，在平马（现在的田东）等待同张云逸率领的部队会合。两支部队会合后，继续向广西省西部一个偏远的小镇百色进发。在那里邓小平和张云逸开始谋划起义，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把苏维埃运动扩展到了中国一个新的地区。

12月11日，在广州起义两周年的纪念日，邓小平和张云逸以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的名义在百色镇中心升起了镰刀和斧头交叉的旗帜。在右江下游的平马，工人、农民和士兵的代表集会，选举出了工农苏维埃政府。在这两个镇，他们都没有遇到武装抵抗。邓小平出任红七军的政委和前委书记。不久后，他又前往龙州地区，组织第二次起义，因为早在这年秋天，邓小平就派南宁警备大队的一个营占领了这一地区。

1930年2月1日，在临近印度支那边界的龙州，成立了苏维埃政府以及中国工农红军第八军。

在这个关键时刻，邓小平突然神秘地回到了上海。据他的官方传记记载，他此行的目的是向党中央汇报工作。他可能是通过无线电（经香港中转）收到了上海的指示，也可能是他自行决定回去的(1)，而且后一种可能性更大，因为党中央不太可能在两个新建的根据地尚待巩固的时刻把他召回去。另一方面，他很可能还面临着一个政治上的难题，那就是如何安排李明瑞。李明瑞在广西东部吃了败仗后逃回了龙州，并一直在龙州协助邓小平组织起义。李明瑞当然想在新建的军队中担任某项职位，邓小平也许是想同中央商量这件事。更富人情味的原因也许是他在为当时留在上海的妻子担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