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转战太行（1935～1945）（2/3）

12月16日，周恩来乘坐张学良提供的私人飞机飞抵西安。圣诞节那天，蒋介石被释放了。蒋没有留下任何书面文字，但为了促使张学良尽快放他走，他向周恩来作了口头承诺（杨虎城怕蒋日后报复，并不赞成这样做）。张学良陪同蒋介石去了南京，并为此付出了沉痛的代价，他立刻被捕并被判处十年监禁。杨虎城也受到迫害。1937年初，蒋介石解散了他的军队，他再也没有指挥权了。

共产党迅速采取行动以巩固周恩来通过外交手段取得的胜利。1937年2月，毛泽东等以中共中央委员会的名义致电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提出了放弃武装反蒋，苏区、红军与国统区、国民党军队合为一体，以换取国民党军队停止进攻红军，并释放所有的政治犯，积极开始准备抗日战争。这些建议没有被接受，却开启了双方的正式谈判。在此后的4个月中，周恩来和蒋介石进行了5次会谈，并达成了协议。

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后不久，国共双方达成了几项正式协议。这样，共产党同意停止武装反蒋，停止没收土地和建立苏维埃政权，改编红军番号并使之在中央政府的指挥之下，为实现孙逸仙的三民主义而奋斗。同时，国民党也允许共产党在几个城市设立办事处，可发行全国性报纸，指定代表参加国民党的咨询机构。他们也同意给共产党相当大的补贴。根据这些协议，陕北根据地变成中华民国的陕甘宁边区并拥有自己的自治政府，红军变成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和新四军（新四军是由长征开始后留在江西的幸存的一部分部队组成的）。

邓小平在长征快要结束时生了一场病，而且病得很厉害。据说他患了严重的伤寒，当他到达陕西时，已病得不能骑马或走路了。病好后，他担任了红一军团政治部主任，他的这个职务是在1936年红一军团到达陕西后由毛泽东和彭德怀指定的。这是提拔，也是他在此后16年一直从事的工作。他的事业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期，在以后的16年中，他的名字传遍全党和全军，显示出他有资格成为一名国家的领导人。

在这段时期，邓小平既是一个政治军人，同时又是一个军人政治家。作为一个政治军人，他的工作是确保军队响应政治教育和训练。作为一个军人政治家，他的工作是确保党能了解军队的实际，而不会对军队提出的要求太多或太少。后来，这项工作都由受过正规训练的专业军官负责。然而，在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这项工作通常是由党内级别很高的干部担任。毛泽东、周恩来和刘少奇都曾在某一时期担任过红军的政委。和毛泽东一样，邓小平认为这一工作所扮演的双重角色非常适合他。他丰富的经验使得他成为一名高明的政治家，他的性格又使得他很适合军队生活。

在红军和八路军这样一种政治军事体系中，从军到师，每一级都是由政委和政治部组成的。在部队的每一级中，政委在党内排列的地位明显高于军事指挥官，政委也拥有较大的权力，政委可以用自己的名义发布命令和指示。除非是在战争最危急的时刻，否则军事指挥官的命令必须在政委的联署下才能生效。

作为政治军人，政委的职责范围很广，从部队所有党员的“政治意识”、政治觉悟到整个部队的士气与福利，都由政委负责。他不但要组织部队的运动会，还要对党员们说明党的决议和指示的重要性。他也要负责安排大多数文盲士兵的文化基础教育。在军队之外他有责任争取群众的信任和支持。1937年以前，地主始终是作为阶级敌人来对待的，即使有时会留一小块土地给他们耕种，以自食其力，而没收分发他们的浮财包括房子则是正当的行动。然而，军队不可能单靠强征来维持，他们必须和一般农民维持良好关系，这样才会有人愿意卖给他们一些牲口、粮食或补给品。在红军势力尚不稳固的地区，这项民众工作尤为重要。有些农民害怕与共产党合作，因为他们担心会遭致卷土重来的地主、国民党军队和官员的报复。

从1937年7月到1945年8月，中日战争持续了8年。战争之初，共产党仅有一块根据地，且远在西北荒凉的黄土高原上。战争结束时，他们建立了19块根据地，是原来陕甘宁根据地的12倍之多，而且拥有近1亿的人口。就像当年江西根据地那样，这些新的根据地也有核心与外围之分，每一块根据地都至少有一个核心区由共产党控制。在华北，西起陕甘宁东至山东半岛的顶端，12块根据地连成一片。在当时，只有两块根据地是完全孤立的：一块是远处南方海南岛的山区；另一块在香港和广州之间的珠江三角洲一带。

军队和党力量壮大的速度甚至超过了根据地的发展。1937年底，八路军和新四军的总兵力大约有5万人，到1945年春，已经增加到将近90万人。1937年，中共党员大约有4万人，而且主要集中在陕甘宁边区。1945年春已经扩大为120万人，并且遍布全国各地。

当时，所有新的根据地，全部的或部分的，都处于敌后。这是中国共产党在战争开始时采取的一项战略。1937年，几位政治和军事领导人主张八路军以完整的师或旅与国民党军队密切配合，对日军进行运动战。新当选为军事委员会书记的毛泽东竭力反对这种主张。在1937年8月的政治局会议上，他坚持认为，日军总的来说比红军与之战斗了10年的国民党军队更难对付。采取运动战会使弱小的八路军过早地暴露自己以至被日寇消灭。主张展开运动战的一些人则担心，单纯进行游击战会招致别人对共产党的责难，会说共产党要求抗日的全部勇气只表现在语言上，他们所关心的只是建立他们自己的军事和政治力量。毛泽东主张不放弃“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但“基本上”应以游击战为主。

建立根据地的过程是很艰苦的，而且经受了许多挫折。开始根据地只能建立在山区，但后来在华北平原的许多地方也建立了根据地。无论是山区还是平原，创建根据地首先是建立稳固的军事控制。一旦部队站稳脚跟，党就着手把新占领的地区变为根据地。接着通常是建立一个新的地方政权机构。这一机构是通过普选产生的，包括建立一个村一级或更高一级的协商和执行委员会。为维护自己的政权，党通过鼓励党员参加选举，确保执行委员会成员中的多数都能执行党支部的指示，下一步通常要做的是改善当地穷人的命运，主要是削减地方权势人物的财富和权力。在此期间，颁布了三个文件：减租，减息，实行合理负担和统一累进税。减租条例要求减租25%，这个比率曾经是孙中山的誓言。在存粮耗尽的春荒之时，不仅利息被大大地削减了，最后连许多贫农赖以生存的借贷也被停止了，但是有时税的分量却大大地累进了。

共产党在根据地从没有忽视社会鼓动和爱国宣传。日军的入侵，使中国民众有序的安宁生活直接或间接地遭到了破坏。共产党成功地获得民众支持的关键是，保证人民过上有序的安宁的生活，并且和人民大众建立更加密切的关系。就连许多日本人和国民党人在某种程度上也不得不承认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