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逐鹿中原(1945~1952)(1/3)
日本在1945年8月14日宣布投降后,国共两党之间不可避免地会再度展开争夺全国政权的斗争,而且这次权力争夺激烈程度要远远胜过抗战之前。那么,这场斗争一定会引发内战吗?
一方面,从日本投降后国共双方发表的声明和采取的行动来看,双方都准备做出较大的让步,以建立或者说至少是在形式上建立起一个机构,从而使双方能够在这个机构内展开政治上的较量。社会各界要求他们这么做的呼声很高,也很强烈。因为经过八年抗战,有数百万人丧生,(1)尤其是此前还经历了近三十年连绵不断的内战,全国的各个阶层对战争都已是深恶痛绝了。这时,美国也非常希望和平,他们竭力向国共双方施加压力,并为实现和平进行斡旋。此时的国民党同抗战时期一样,迫切需要美国在政治、军事和经济上的支持。当时,俄国的军队已经在1945年8月间占领了满洲,他们也很希望和平,以免自己处于在国共之间必须作出政治抉择的尴尬局面,同时还希望因此能促使美国尽快从中国撤军。此外,就国共双方而言,各自也都有不希望发生内战的充分理由。共产党没有把握能在这样一场内战中生存下来,更没有把握取胜。国民党则有大量的政治和经济工作要做,其中最迫切的既有恢复日军占领区内的行政权力,又包括恢复和重建战时遭到严重破坏的经济秩序。
另一方面,国共双方都不信任对方。更严重的是,双方都坚持各自主张,不给对方留任何余地。因此,一旦双方之间的均势因发生变化而出现严重倾斜,双方间的任何政治和解或在谅解基础上达成的协议,就会立即破裂。而且一旦发生这种情况,只要共产党还掌握着武装力量(他们一直无意放弃武力),内战就不可避免。因此,各方面得出的结论是:内战不可避免,但应尽力推迟内战的爆发。
实际上,在全面内战爆发前,国共曾有两个严肃认真的谈判阶段。
第一阶段是从1945年的8月到10月。当时,在美国的敦促下,蒋介石和毛泽东(后者有周恩来的支持)在重庆进行了为期六个星期的谈判。双方就存在争议的所有政治和军事问题进行了谈判。然而,在谈判桌的背后,国、共双方军事力量的较量早已在满洲地区展开,捷足先登者将得到苏联的帮助,这就是国共谈判的背景。最终双方都作了让步,共产党放弃了让蒋介石建立一个包括中共在内的联合政府的要求,并且同意让出他们19个根据地中的9个。但有一个问题难以达成共识,那就是共产党的其他10个根据地将来如何管理。蒋介石希望共产党将这10个位于北方或西北地区的根据地并入国民政府,毛泽东断然拒绝了这个要求。直到10月份毛泽东返回延安的时候,这个问题仍悬而未决,而且后来也一直没有解决。
第二个阶段是从1945年12月到1946年6月。在这一阶段,马歇尔将军作为杜鲁门总统的特使被派往中国,他一方面竭力协调国共停战,一方面积极催促双方达成政治及军事上的和解。一开始,他取得了很大成功:先是在1946年1月达成了停战协议,在这个协议下成立了由三方组成的休战监督小组,在接下来的一个月内还达成了一系列政治和军事协议。其中一个军事协议表明,三方委员会制订出了一个计划以平衡国共双方的军事力量。但是这种有效的干预未能延续下去。之所以出现这种局面,第一个原因是当时没有一个至高的权威力量来保证协议的贯彻执行。第二个原因是由谁来掌管共产党的北方根据地这个问题尚悬而未决。第三个原因是共产党加紧占领那些苏军刚刚撤出的城市,而国民党则派兵要赶走共产党军队。也正因为如此,满洲地区在3月间就爆发了激烈的战斗。从那时起,违背停战协议的事件便屡屡发生。马歇尔曾在6月初设法调停东北停火两周,但在停火期间的谈判中,对一些最本质的也是最实际的问题并未达成任何协议。7月初,蒋介石在做了几个月全面进攻共产党的准备后,终于下令发动了战争。
太平洋战争结束后,刘伯承与邓小平依旧搭档共事。早在毛泽东离开重庆之前,刘邓的部队就投入了战斗,那是在1946年秋季,在他们的边区(或者用后来更普遍的称呼叫做解放区)的西部和中部地区,他们指挥部队反击国民党武装的进攻。
第一场战役是打阎锡山。阎锡山从1940年起就是刘伯承和邓小平的对手。1945年9月,阎锡山想恢复他曾经担任过的山西省省主席的身份,为此,他开始出兵准备收复共产党在山西省东部及中部的两个根据地—太行和太岳。刘伯承和邓小平早有准备,他们根据毛泽东的传统的游击战术,诱敌深入至山区,各个击破阎锡山分散的几个师。这次战斗共捕获两万多俘虏,其中还有多名高级军官。这场战役表明,八路军的部队不但有实力同国民党的大兵团作战,而且还能够战胜他们。同时,这场战役也教训了蒋介石,使蒋认识到,如果想从共产党手中得到他们不愿在谈判桌上放弃的任何领土,就必须全力以战。
第二场战役紧接着就爆发了。国民党军出动4万人,试图沿平汉路穿过共产党解放区的心脏地带向北推进。刘、邓立即出兵迎击。第一次战斗在平汉铁路上的一个大城市邯郸打响,结果,将近三分之一的国民党军在指挥官的带领下投向了共产党,开启了日后国民党军队大批投向共产党的先例。其余的军队在溃退中也很快被共产党的军队包围,并被迫投降。这次战斗告诉蒋介石,共产党不允许国民党的军队在其解放区内进行战略行动。毛泽东丝毫不掩饰这一点,他在这次战斗结束不久发表的一项声明中毫无保留地说出了共产党的这一意图,他指出:
国民党当局正在大举调兵,像洪水一样,想要淹没我整个解放区。他们在九、十两月几次进攻失败之后,正在布置新的更大规模的进攻。而阻碍这种进攻,亦即有效地制止内战的武器之一,就是不许他们在铁路上运兵。
在接下来的9个月的时间里,共产党在其控制的“解放区”开始加紧实施阶级斗争。从1937年到1945年,他们使用政治压力迫使地主及放债者—他们常常也是地主—实行减租减息。但是,通常的情况下当地的党支部并没有动员那些佃户和借债者去骚扰那些富人。然而现在,毛泽东号召要普遍动员起来,他在1945年11月的一份指示上指出:“减租必须是群众斗争的结果,不能是政府恩赐的”。并且引用了他在1927年写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说过的话“矫枉必须过正”。地主已经成为了“斗争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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