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百花齐放（1952～1957）（2/3）

在农村，中共领导层同样也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土改”一结束，农村的党支部就开始动员那些无地、缺少牲畜和农具的农民联合起来，组成互助组。最初，互助组的规模很小，大概只有一二十人，并且是季节性的；也并没有被强加上党的意志，以促进这个“社会主义萌芽”的发展。

在经济上，国家也顺利地完成了各项任务，通货膨胀得到了控制。朝鲜战争爆发后，中央政府制定了“边打、边稳、边建”的方针，紧缩发展经费以追加军事预算。战争结束后，通货膨胀进一步得到有效控制。尽管经历了土地改革、五反运动，并且中断了中国同西方的贸易往来，但1952年的工农业产量仍然超过了日本入侵前最好的年份（也大大超过了1949年）。这一成就的取得主要得益于国内的和平环境，得益于共产党获取了日本在东北建立的工业基地。东北工业基地对取得上述好成绩的影响是很大的。

1952年，当邓小平到达北京时，党的最高领导层已经达成了一个共识，即朝鲜战争所带来的战时紧张状况一结束，中国就应该立即开始实施迅速发展经济的计划，而且这个计划应该仿效苏联斯大林的模式。其主要特征是，国家集中大部分资金用于工业建设，在工业方面集中发展大规模的和资金密集型的工业项目。这个时期，领导层中几乎没有一个人提到农业问题，即农业如何能满足迅速增长的城市人口对粮食的需要，以及如何保证工业计划的顺利进行。农业本身几乎没有得到任何中央投资。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几乎也没有人提出过，就是轻工业得到的投资还不足全部中央投资的百分之十。对于能为城市人口提供衣服和其他消费品，并能更快和更多地收回投资的轻工业的重要性，多数人没有充分的认识。当时的中国还完全照搬了苏联的政府机构及其职能。这些机构包括国家计委、国家统计局和一整套的工业部委，每一个部委都管辖着本部门的所有工厂，包括旧的和新建的工厂。其主要职能是制订计划，均衡地分配原材料，并按照这一计划拟定所有重要工业产品的产量和分配方案。

但是，高层领导对社会政策并没有取得一致意见。在把民族资产阶级确定为一个敌对阶级之后，毛想继续进行农业、手工业和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但其他几个人，刘少奇和周恩来当然包括邓在内，却想巩固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形式，即土地、工厂和商店的私有制，允许它们同社会主义的经济形式长期共存。在1953年6月的政治局会议上，毛批评了这条路线的倡导者。他说，“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这种提法是有害的。“由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这种提法不明确。走向而已，年年走向，一直到十五年还叫走向？走向就是没有达到。这种提法，看起来可以，过细分析，是不妥当的。“确保私有财产”。因为中农怕“冒尖”，怕“共产”，就有人提出这一口号去安定他们。其实，这是不对的。在8月召开的党的财经工作会议上，毛又重申了他的这个观点，并获得了最后的胜利。同年10月，中共向全国宣布了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意味着新民主主义要经历—个逐步衰亡的过程。

1952年，邓小平被任命为副总理兼财经委员会副主席，主要都是政府的职位，而非党内职务。当时担任总理的周恩来和担任财经委员会的陈云，因此成为邓小平的上司和最亲密的同事。邓主要负责的是水陆交通。1953年9月，他接替薄一波出任财政部长，工作重心转向更细致的财政工作。邓小平在抗日战争期间就已经和薄一波相识。1940年起，薄任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决死第一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1952年年底，薄因实施新税制，降低私营企业所负担的税负，实行“公私一律平等纳税”，受到毛泽东的批评。毛在8月的一次会议上批评他所犯的错误是“资产阶级思想的抬头”，薄被迫辞去担任的职务。

邓小平当时一定以为，自己可以在财政部长这个敏感而重要的位置上干得久一点。但他只干了9个月。1954年6月(2)，他被任命为中央委员会秘书长。他的工作从政府行政部门转向党的工作。这也使得他有机会更接近毛泽东和刘少奇，成为毛刘两人和全国党的组织机构联系的主要接触媒介。

邓小平这次职务变动，是有背景原因的。那就是当时的政治局委员兼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高岗和中央组织部长饶漱石，阴谋陷害、排挤刘少奇和周恩来的活动以失败而告终。高、饶两人基于个人野心，企图推倒刘、周两人，因而在1953年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以未指名的方式攻击刘、周两人怀疑党的新时期总路线的正确性；他们同时私下发放新政治局委员人选的机密名单，名单中更换了几位军方高级人员，企图挑起人们对刘、周两人的怨恨。高、饶两人说，这份名单是刘少奇在党内的一个关系密切的亲信草拟的。这项阴谋进行得很顺利，直到那年年底才突然出现变化。高饶分别游说邓小平和陈云，希望他们加入打击刘、周的阴谋，但邓小平和陈云两人认为他们的行为有欠光明正大，于是向毛泽东报告了此事。

1953年12月，毛泽东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要求高岗对党与政府的人事任命提出建议，让他反对刘少奇的阴谋暴露出来。毛泽东同时又给刘少奇一个报复的机会，让刘主持即将召开的中央委员会会议。刘少奇也真的把握住这个机会，在会议上大肆抨击高、饶是反党阴谋分子，并敦促大会一致同意成立一个特别委员会，调查高、饶两人的行为。有个说法，高曾经威胁说要当场开枪自杀，才免去对他立即采取惩处行动。不管这种说法是否正确，这次中委会会议代表了这项阴谋的结束。高岗和饶漱石不久就丢掉了他们在党和政府中的所有职位。高岗还被逮捕下狱。1954年夏天，他在牢里自杀身亡。(3)

高饶事件之后，邓小平被任命为中共中央秘书长，另外还接替饶担任组织部主任，并在1955年3月，代表中共中央作《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报告》。一个月后，他被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虽然在政治局排名第十三（也是最后一名），但他已经超越了中央委员会的很多同事。总括来说，高、饶事件给邓小平提供了一个高升的机会。

在通过《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报告》的会议上，毛泽东宣布，党中央决定在1956年下半年召开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这也是自1945年以来的第一次召开中共全国代表大会。他大略地介绍了这次大会的议程，并且谈到党在“一年之内”使各方面的工作都“向前迈出一大步”。他宣布，在这次代表大会上，党员之间要互相进行尖锐的批评。

换句话说，毛泽东为这次全国代表大会，定下18个月的筹备时间表。虽然必须起草很多文件，以及做各种细节上的安排，但对身为秘书长的邓小平和他的助理们来说，时间应该很充裕。

不过事实上，到了最后关头，邓小平等人反而忙得一塌糊涂。这主要是当时国内外形势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大大改变了政治态势。在国内，中国已经从新民主主义完全步入社会主义；在国外，赫鲁晓夫公开指责斯大林和他的“个人崇拜”，并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提出了一整套新的战略策略。

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造”是在毛本人同其他许多党的领导人就农业出现的紧张情况、该走什么样的道路的争论中取得胜利后开始的。1953年政府发现，供给城市人口的粮食出现了短缺，为此实行了统购统销制度。这个制度规定，“所有收购量和供应量，收购标准和供应标准，收购价格和供应价格等，都必须由中央统一规定或经中央批准”。这一制度，缓和了城镇粮食供应的紧张局势。但是，由于粮食产量并没有迅速增长，反而引起了农村部分地区的粮食紧张。毛对这些的反应是，应该迅速实现农业合作化，以农业生产合作社取代互助组。最初，合作社的社员是按照他们入社时交纳的土地、牲畜和家具的多少获取报酬。不过很快，便进入到“更高的阶段”，实行按劳取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