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打倒“四人帮”（1973～1976）（1/3）

邓小平重新复出后的政治局势与他被流放期间相比，在许多重要方面都大不相同了。刘少奇死了，虽然这还是国家机密。林彪也死了，他的主要追随者，包括陈伯达都进了监狱。在1968年至1969年冬季，被送到农村去的一千多万红卫兵开始意识到，他们将永远做一个乡下人，再也不能完成正规的学业了。总之，这时的局势依然令人困惑、担忧。

毛泽东的健康在这时候开始恶化。他患有帕金森氏综合症。1972年又得了中风和心脏病。他再也不能像从前一样发表长篇大论的讲话了。尽管这些讲话充满完全相左的论点，却都是言辞激烈、击中要害。凭着这些讲话，他完全控制了党代表大会的议程。虽然他仍能平静地说出意见和一些口号，但他的精力已经不行了。他已进入老年人的状态，老是沉溺于久远的往事之中，爱唠叨他过去的故事和建议。在心理上，他开始变得喜怒无常、郁郁不乐。他已经很少接见党内同志和家人。江青带着他的孩子搬出了他的住所。

然而，毛泽东仍然主掌着中国的政治。凭着他的声望，他的一句话就足以确立或推翻某项政策，造就或毁掉一个人的政治前途。任何一位中共领导人想要成功地推动一件事情，必须先得到毛泽东的支持。任何人想取得或保持政治权力，毛泽东是否支持也是成败关键。在决定什么人将在他死后担任什么职位问题上，他也拥有最重要的发言权。

周恩来的健康也亮起了红灯。在1972年5月的一次例行健康检查中，他被发现患了胃癌。在1973年春，他虽然相当活跃，但不管是毛泽东还是其他任何人都可以看出来，他不可能活得比毛泽东久，而且就算他活得比毛泽东久，他也无法有效地施展他的政治权力。周恩来对那些暗示在毛泽东死后他是最有资格担任中国领导人的说法，总是小心谨慎地给予贬抑。也许因为他意识到，担任毛泽东的继承人是很危险的。但如果大家一致鼓掌通过，要他担任党主席，他倒未必会拒绝。

周恩来在1972年表现出顽强的工作作风。他筹办并监督了向党和军队干部传达林彪的叛国行为和身亡情况，组织了对林彪在军队中的亲信的清查；同时致力于恢复60年代初期的农业、工业和教育制度。他还恢复了1966年至1969年期间遭到贬黜的许多人的原职。这些工作，周恩来是同他的两位亲密同事一起干的。这两个人在“文化大革命”中一直待在台上，并且从60年代至80年代一直担任领导职务。这两个人，一位是老元帅叶剑英，他是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总参谋长。另一位是邓小平在大别山时期的老战友，1954年后当过多年财政部长的李先念。叶自林彪死后一直负责中央军委的日常工作。李先念在最混乱的几年间在周恩来的领导下主持政府工作。

周恩来打出的口号是反极“左”派。毛泽东并未反对，因为林彪的背叛、逃亡与死亡，对他的心理和政治声望打击很大，但这并不能保证他会一直同意周这样做。他本人就是“左”派，而且也一直自认为“左”派。所以，周的反“左”口号一定会令他觉得很不舒服。他也对“文化大革命”和它的“社会主义新生事物”如大字报与红卫兵，感到非常自豪。最重要的是，林彪的叛逃并没有使他对江青、张春桥和姚文元失去信任，反而似乎更增加了对他们的依赖。林彪在位时，江青等人的光芒多少被林彪掩没，所以，他们现在非常得益于林彪死后留下的巨大政治空间。

在这种情况下，邓小平的地位并不很有保障。虽然，1972年毛泽东同意把他从流放中召回任职，并称赞他是很难得的人才，在战争年代和反对苏修的斗争中“作过贡献”。但根据以往的经验，他知道他不能相信毛泽东会永远支持他。周恩来是他最坚定的支持者，但在讨论邓小平复出的问题时，周恩来不管在身体上还是政治上都很虚弱。叶剑英和李先念都是他的好朋友，但他们两人也是靠着附和毛泽东的某些见解，才逃过“文化大革命”初期的斗争。康生和江青对他的敌意仍然还未消除。另外，还有很多在“文化大革命”中崛起的人，他们一定很担心，如果让邓小平成为国家的领导人，他是不是会善待他们。

从所担任的职位上看，邓小平的地位也不很安稳。身为副总理，他有权参加国务院的会议，下指示给各部部长，同周保持日常工作联系。但作为一名普通党员，他无权参加任何党的高级别的会议。

很巧的是，邓小平回到北京时，正好碰上非常不利的政治形势。毛泽东在1972年底1973年初作出一系列决策，使得激进派得以控制各项活动，发动损害周恩来声誉和权威的政治运动。

其中一项决定关系到接班人问题。刘少奇和林彪都辜负了毛泽东的期望。现在，他无法从他身边最接近的人当中找出一个在思想上可靠，政治生命又可以保持长久的人。周恩来因为健康问题而不被列入考虑，而且毛泽东也认为他在政治上并不可靠。在激进派方面，康生年纪较大，体弱多病，且不得人心；江青、张春桥和姚文元这三个人除了搞党内斗争之外，在其他方面并没有表现出什么特别的才能。毛泽东年轻时是热心的女权运动者。这可从1950年颁布的婚姻法中看出来。在财产与离婚问题上，该法赋予女性与男性相同的权利。但他知道，根据中国的政治文化，对女性统治者的偏见是很强烈的；同时他也知道，江青的思想觉悟是很差的，对行政工作没有兴趣，而且声望并不高。张春桥曾经当过上海市革委会主席，虽然显出有行政工作能力，但一向被视为江青的爪牙，表现却不怎么样。姚文元也是如此。

结果，毛泽东不但没有从政治局内部或其外围找出一位或多位继承人选，相反的，他采取了一项很出人意料的行动，充分显示出他这时候的做法实在相当任性善变。他把王洪文带进中共的领导圈内。王洪文是来自上海的一位激进分子，当时只有38岁，还不及毛泽东年龄的一半。而且除了上海之外，其他地方的人很少听说过他。毛泽东明确表示，他希望王洪文在当时正筹备召开的中共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并选他当中央委员会副主席。据说，他让王洪文在他家中住了一段时间，教导他了解最上层的政治艺术。如果真是如此，那王洪文可说是学得不多。根据他在1976年被捕后，中共一份内部传阅的文件可以看出，王洪文资质迟钝，个性懦弱。他很喜欢钓鱼、射击和享受各种高干特权。但他自己没有主见，每次江青要他对她的看法提出意见时，他总是表示同意江青的见解。他没有什么政治深度，在政治上显得浅薄。

另一项决定是改变对林彪的政治判决。毛泽东突然宣布，林彪是极右的代表，而非极“左”的代表。这项改变对他有两个好处。其中之一是拉大林彪和他自己的政治距离。另一项好处是，由于大多数人根深蒂固地认为，林彪从1966年到他死亡之时的行为，和“文化大革命”的纲领和作风有很密切的关系，所以，改变对林彪的政治判决，可以打破这种想法。在政策上，毛泽东最关心的是保持革命的成果，包括搞实践教育、政治灌输和体力劳动及在公共卫生方面的赤脚医生。他怀疑周恩来有意用林彪的坏名声来葬送这些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