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国家领导人（1981～1984）（3/3）

上述改革措施对农业产量、农民收入和农民的情绪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从1978年到1984年，人均占有粮食产量年递增3.8%（1957年到1977年递增0.2%），棉花产量年增长17.5%（1957年到1977年每年下降0.6%），肉类年增长9%（1957年到1977年年递增1.7%）。从1965年到1978年，农村人均消费只增加了三分之一，而从1978年到1986年几乎增长了三倍。80年代中期的中国农村，堆满了准备盖新房用的砖、水泥和沙石。许多农户购买了自行车、收音机。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中国农村已从贫穷、落后步入了小康社会，一个人生产的粮食可以养活四个人。

工业、商业和计划体制的改革是在中共十二大以后。1984年10月，中央通过了一个很长的决议，对这三项改革作出了具体规定。会上，改革派希望完全脱离苏联模式，反对派则引用陈云的比喻，希望给予笼中的鸟儿更多自由，但仍坚持把鸟关在笼里。由于决议的全文是两派人马在争议不下后所作的妥协，所以，文字显得相当暧昧不明。尽管如此，1992年以前，中国的改革一直据此进行。

城市工业和商业改革的核心是要扩大企业的自主权。对计划管理体制的改革主要是缩小了指令性计划的范围，扩大了指导性计划和市场调节的范围；实行政企分开，简政放权。价格改革主要是建立了三种价格体系，即国家统一定价、浮动价格和自由价格。很快，一种商品就出现了两种（甚至三种）价格。同时出台的上述三项改革措施造就了许多新的市场，有黑市也有白市。改革搞活了企业但同时也削弱了中央政府对企业产品的种类与销售的控制，国有经济的作用受到了影响。一些省开始利用手中新掌握的权力在属于国家所有的大型厂矿生产本省需要的产品，限制与他省的产品交流，宁愿花大价发展某些工业以满足本省的需要，也不从其他省份购进。一些工厂把产品卖给了新的客户，使老客户找不到所需的产品。由于国家预算出现了很大的赤字，再加上财政部和中央银行对信贷的控制不严格，因此出现了自50年代以来最严重的通货膨胀。工农业生产的确发展很快，但物价水平也上涨得很快。1984年一直保持平衡的银行信贷，1985年和1986年却出现了严重的赤字。

在上述改革中邓小平没有起多大的作用。1979年他提出要建立经济特区，在特区中实行优惠政策以吸引国外的投资者。在以后的几年里，他一直专注于此事，除此之外，几乎把所有的工作都交给了其他人。1984年10月，在会见参加中外经济合作问题讨论会的全体中外代表时，他对此作了解释。他说：“在经济问题上，我是个外行，也讲了一些话，都是从政治角度讲的。比如说，中国的经济开放政策，这是我提出来的，但是如何搞开放，一些细节，一些需要考虑的具体问题，我就懂得不多了。”

政治改革则不同。邓小平在这方面绝非外行人，而且，在这方面也只有他有足够的权力提议进行重大的变革。

邓小平对政治改革的态度经历了三个阶段。1978年到1982年是第一阶段。在这一时期，他主要致力于恢复被“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破坏的50年代的政治体制。即重新界定党、军队和政府的职能，限制党和军队的作用，加强政府部门的作用；重新恢复与八个民主党派的统一战线（1949年他们都表示赞成共产党的领导）；恢复人民代表大会的立法权；引进并宣传法制观念。在社会方面，取消数百万人身上的阶级和政治标签，让昔日的地主和资本家成为国家公民；为大批“右派”、“走资派”和被戴上各种各样帽子长达20年之久的人平反摘帽。

根据这些改革，党和军队都撤出政府单位。在过去，党和军队单位通过庞大的系统，控制人民的生活隐私。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城市人的业余生活被当做“资产阶级”情调取消了。现在许多人又重新开始了养花、集邮等活动。普通市民只要不对政府进行挑衅，就可以安定地生活。

第二阶段是从1982年到1986年。在这一阶段，邓小平主要致力于党和国家机构的年轻化。1982年当选的中央委员当中，只有极少数老人和激进派，但是28位政治局委员却几乎全是70多岁的老人，其中有18人参加过50年前的长征。

1984年和1985年，邓小平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劝说那些年迈的老同志退休。结果他成功了。政治局又恢复到50年代初期的面貌。全体委员当中，不是相当杰出的老人（例如陈云），就是行政首长。那些退休的老人则参加了中顾委。该机构是1982年成立的，专门用来安排这些资深的老革命。

邓小平还鼓励党内的老党员集体退休。1984年，大约还有200万名1949年以前参加革命的老党员在工作。但是到了1986年，他们当中有三分之二的人退了休。退休后，他们依然领取全额工资，享受各种福利和特权，诸如住房和用车等。在政府机构，部长和省长的退休年龄是65岁，其余高级官员的退休年龄是60岁，但也有少数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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