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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偷听到的。他是去打猎的,用不着那么多时间。”
菲利克当时还不知道“打猎”是执行暗杀的委婉说法,只是从对方的语气里本能地感觉到那是什么不好的东西,他把帽子从头上扯下来,看着瓦西里:“我爸爸不喜欢伤害动物,遇上熊的时候他只是开枪把它吓跑——”
“不是那种打猎。”瓦西里放下桨,对着菲利克的额头做了个开枪的手势,“是这种。”
菲利克往后缩了一下,“不是的。”
“大家都知道他是。”
“爸爸不是,不然他会告诉我的。”
瓦西里耸耸肩,像是懒得和菲利克争论下去。船被暗流卷向泥滩,他重新拿起木桨,富有技巧地把船推回河道正中,继续往下游滑去,他们今天是打算要偷偷翻墙到果园里去的。菲利克抿着嘴唇,眼眶发热,喉咙像是被一个网球那么大的肿块堵住了,半是因为不知所踪的父亲,半是因为这个没完没了的夏天。他深吸了一口气,强迫自己一动不动地盯着河水,虽然没有明文规定,但哭泣是被严格禁止的,在哪里都不行。
瓦西里发出了一个犹豫的单音节。
“小老鼠?”他俯身靠近菲利克,船因为他的动作而晃动了一下,“菲利克,听着。”
他听着,但装出没有在听的样子来。
“对不起,我是随口编的,你爸爸不是什么杀手。别告诉我爸我跟你说过这些话,好吗?只是跟你开个玩笑而已。”
菲利克没有回答,当晚在餐桌上保持沉默,并且接下来连续两天都没有和瓦西里说话。安德罗索夫太太怀疑他被尤莉娅传染了,一定要他吃半个生洋葱,菲利克拒绝了,逃进阁楼的小房间里,蜷缩在床上,对着墙壁。晚上某个时候有人过来轻轻敲门,菲利克没有理会,门没有上锁,但对方也没有进来。
这栋乡间别墅通透敞亮,但总是缠绕着挥之不去的不安感。菲利克不止一次撞见少校夫妇焦灼地低声说话,少校不停地用茶巾擦额头,尽管室内很凉爽。八月中旬的某个深夜,四辆伏尔加轿车驶入院子,横七竖八地停下,有一辆还压到了花圃。穿着克格勃深色制服的军官鱼贯而入,挤进窄小的书房,一支接一支地抽烟,像一群忧心忡忡的鼹鼠。菲利克蹑手蹑脚去厨房找吃的,途中意外听见父亲的名字,不由得停下脚步,竖起耳朵听书房里的动静,他们反复提到“柏林”、“赫鲁晓夫”和“墙”。一个红胡子军官察觉到菲利克,瞪着男孩看了一会,胡髭动了动,像是想张嘴咬人,随后用力关上书房门,落锁,响亮的咔嗒一声。
菲利克清醒地在床上躺了一整晚,注视着撑起屋顶的三角形木梁,想象着父亲躺在空荡荡的无名街道上,濒临死亡,衣服浸透了血。楼下传来车轮碾过碎石的声音,菲利克爬下床,走到窗边,看着那四辆黑色汽车逐一离开。
然后,毫无预兆地,父亲回来了。
那是8月20日,一大早,这意味着父亲是凌晨从莫斯科出发的。他轻手轻脚地走进阁楼里,把菲利克摇醒。收拾行李只用了十分钟,大人们站在厨房里聊了一小会儿,少校还穿着睡袍,因为父亲说的什么话而紧皱着眉头,炉子上的水已经烧开很久了,蒸汽把盖子顶得当当作响,没人理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