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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因斯点点头，酒吧老板摸出几张钞票，看着它们消失在流浪汉脏兮兮的大衣里。“教授”撕开锡纸，把火腿塞进嘴里，说了一个名字。

“伊戈·卡扎斯基，”格里夫斯把这个名字重复了一遍，“一只码头老鼠，矮个子，总是戴着绒线帽。他说他不知道伊戈住在哪里，但我们可以问问救世军商店的人，他妹妹在那里工作。”

救世军商店是个逼仄的洞穴，堆满待售的捐赠物，看店的是个穿着救世军制服的老太太，听见卡扎斯基这个名字就皱起鼻子，像是闻到了死鱼的气味。“如果这又是因为赌债。”她开口。

海因斯冲她微笑，向她保证这和赌债无关，声称自己是个从布鲁塞尔来的人权律师，为一个慈善项目工作，正在为战争受害者们寻找失散的家人，卡扎斯基先生和他的妹妹很可能有一个在华沙的叔叔，他十分需要和他们谈一谈。

“但是这不可能，”店员惊讶地挑起眉毛，“卡扎斯基一家是从乌克兰来的。”

您当然是对的，海因斯温和地让步了，尽管如此，他还是想见一见卡扎斯基先生，以便彻底排除这个可能性，毕竟这关系到一大笔遗产。

半小时之后他们站在了一栋破旧的公寓外面，门前扔着几个长满杂草的花盆，一辆生锈的单车靠在墙边，前轮已经不见了。挂锁形同虚设，海因斯踢开了门，走进昏暗的起居室。

“现在我们要做什么？”格里夫斯的声音从背后传来，紧接着是响亮的哐啷一声，他碰翻了垃圾桶。

一张孤零零的沙发摆在吊灯下面，茶几上堆着空啤酒罐和捏扁的烟盒。“现在，亚瑟，”海因斯挪开装着毛线和棒针的篮子，在沙发上坐下来，“我们等着。”

——

外面很安静，仿佛也在屏息等待。偶尔出现的脚步声也匆匆忙忙，急于离开。从落满灰尘的窗户透进来的光线逐渐倾斜，拉长了影子。在黑暗之中，旧房子的各种声响变得异常明显，木板的嘎吱，老鼠磨牙的声音，水管在砖墙里的轻微颤动。

远处有人在哼歌，完全走调了，听不出来是什么。门锁咔嗒一响，没上油的铰链摩擦出干涩的声音。站在门口的影子如此瘦小，像个发育不良的孩子。伊戈·卡扎斯基打开了灯，愣住半秒，转身逃跑。格里夫斯伸腿把他绊倒，海因斯抓住他的手臂，扭到背后。膝盖压着他的后腰。

“幸会，”他用俄语说，“卡扎斯基先生，我需要问你几个问题，关于你的克格勃雇主。”

小个子挣扎着，脸涨得通红，灰色绒线帽落到一边，“你们是谁？”

“游客。”海因斯回答，“我知道你在为索科洛夫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