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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天气，”区域调度员评论道，从河面上吹来的潮湿冷风拉扯着他的大衣，协和桥上几乎空无一人，今天没再下雨，但起雾了，“这就是我不喜欢欧洲的原因，雨太多，阴天太多，你明白的。你看起来很紧张，完全没必要，我是普利斯科特，顺带一提，叫我米切尔就行，不怎么喜欢等级制度。”

不，莱昂说，他并不紧张。

“我听说了许多关于你的事，勇敢的年轻人，像只野马一样跑了大半个欧洲，没有人能把你放倒，原谅我这个比喻。你是个发报员，对吗，在斯特拉斯堡领事馆？”

是的，莱昂尽职尽责地回答，三年。

他们停在桥中间，河岸在冻雾里隐现，这里一抹砖石的灰色，那里一抹枯树的褐色。“我读过你的报告，读了三次，事实上，”普利斯科特露出微笑，那种特定的微笑，只属于政客、推销员和间谍，“你介意我问一些细节吗？”

莱昂不介意。

“我不禁留意到你没有把海因斯和索科洛夫的下落交代清楚。”

记不清楚了，他重申，那时候他刚刚受过讯问拷打，一个飞机引擎还在离他不到十米的地方爆炸了，他差点连自己的名字都记不起来。

“当然了。”普利斯科特说，仍然微笑着。

他们看着河水，一艘船缓缓滑过，不是带玻璃顶棚的游船，是那种行将消失的平底木船，它顺水漂进桥底的阴影里，消失不见。他们继续往前走，一辆车飞驰而过，溅起了水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