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0180章血染津门,民国四年,深秋(1/3)
民国四年,西元1915年,深秋。
天津卫笼罩在一片萧瑟的秋雨中。海河的水面上漂着枯叶,码头上卸货的苦力缩着脖子,嘴里呵出的白气在冷风中迅速消散。租界区的教堂钟声按时敲响,与老城里隐约传来的叫卖声交织,在这座北方最大的港口城市上空回荡。
法租界,维多利亚道,一栋不起眼的红砖小楼。
沈砚之站在二楼窗前,看着街道上稀疏的行人。他穿着深灰色长衫,戴着金丝眼镜,手里捧着一杯早已凉透的茶。窗外,一个报童正扯着嗓子叫卖:
“看报看报!筹安会发表宣言,主张君主立宪!杨度、孙毓筠等六君子联名吁请,国体问题亟待解决!”
“卖报!卖报!大总统发表申令,对国体问题持中立态度,听之民意!”
沈砚之的眉头深深皱起。他放下茶杯,从怀里掏出一块怀表——这是当年在山海关起义时,程振邦送给他的。表壳上有一道浅浅的划痕,是那年伏击战中,一颗子弹擦过留下的。
表针指向下午三点。
距离约定的接头时间,还有半小时。
楼梯上传来脚步声,很轻,很稳。沈砚之没有回头,只是从窗户玻璃的反光中,看见一个穿着黑色西装、戴着礼帽的男人走了上来。那人在楼梯口停住,摘下帽子,露出一张方正的脸——正是程振邦。
“砚之兄,久等了。”
沈砚之这才转过身。两年不见,程振邦瘦了些,但眼神更锐利了,眉宇间多了几分风霜。两人相视一眼,没有寒暄,只是用力握了握手。一切尽在不言中。
“坐。”沈砚之指了指屋里的藤椅,自己也在对面坐下,“路上可还顺利?”
“还好。”程振邦脱下西装外套,搭在椅背上,“从日本到塘沽,走的是货轮,躲在煤舱里三天三夜。上岸后,租界里的同志接应,一路还算平安。”
“同志们都到了?”
“都到了。”程振邦压低声音,“北京的李大钊先生,上海的陈独秀先生,广州的朱执信先生,都派了代表。还有云南的蔡锷将军,虽然没有亲自来,但派了心腹参谋。现在,全国反对帝制的力量,就等一个信号了。”
沈砚之点点头,但表情并不轻松:“袁世凯那边呢?有什么动静?”
“老袁的戏,是越唱越足了。”程振邦从怀里掏出一份报纸,摊在桌上。头版头条,赫然是“筹安会六君子联名上书,吁请改行君主立宪”的大字标题。
“杨度、孙毓筠、严复、刘师培、李燮和、胡瑛。”沈砚之念着那六个名字,声音里带着讽刺,“都是名动一时的学者、名流,如今倒成了袁世凯复辟的吹鼓手。”
“何止这六人。”程振邦指着报纸内页,“你看这里,各省的‘公民请愿团’、‘商会联合请愿’、‘军界请愿’,一窝蜂似的往北京递折子,都说‘民心所向,非君主立宪不可’。真当天下人是瞎子么?这背后,没有袁世凯的授意,没有北洋军阀的操纵?”
沈砚之沉默片刻,从抽屉里取出一叠文件:“我这边也拿到些东西。上个月,我以陆军部参议的身份,参加了段祺瑞的军事会议。会上的意思很明确,北洋内部,除了段祺瑞还有些犹豫,冯国璋、曹锟、张作霖这些人都已经表了态,支持老袁称帝。”
“段祺瑞犹豫?”程振邦挑眉,“他可是袁世凯一手提拔起来的。”
“正是因为是老袁提拔的,才更清楚老袁的为人。”沈砚之翻开一页文件,“段祺瑞私下里说过,老袁若是当大总统,北洋还能维持表面团结;若是当了皇帝,各省督军谁还肯俯首称臣?到时候,天下非大乱不可。”
“他有这个见识,为何不劝阻?”
“劝阻?”沈砚之苦笑,“振邦兄,你我在北洋待过,难道不知?袁世凯要做的事,十头牛也拉不回。段祺瑞劝过,没用。现在老袁已经听不进任何反对意见了,身边围着的,都是杨度、袁克定这些怂恿他登基的佞臣。”
程振邦一拳捶在桌上,震得茶杯叮当作响:“这个老匹夫!辛亥年,我们流血牺牲,推翻满清,为的是建立共和。他倒好,捡了现成的江山,现在又要坐龙廷!他若敢称帝,我程振邦第一个不答应!”
“不止你一个不答应。”沈砚之按住程振邦的手,示意他冷静,“孙先生在日本已经发了讨袁檄文,号召全国讨逆。云南的蔡松坡(蔡锷)、唐继尧,广西的陆荣廷,都在暗中准备。我们要做的,是在北方响应,牵制北洋主力,为南方起兵争取时间。”
“怎么响应?”程振邦问,“你在陆军部,我在日本,手上无兵无将,拿什么响应?”
沈砚之从文件最底层抽出一张地图,铺在桌上。那是一张京津地区的详图,上面用红蓝两色铅笔做了密密麻麻的标记。
“兵,我有。”沈砚之指着地图上的几个红点,“这两年,我在京津地区秘密联络了当年山海关起义的旧部。他们现在散在各处,有的在警察厅,有的在税警团,有的在铁路巡防队。人数不多,加起来不到五百,但都是敢拼敢杀的老兄弟。”
“枪呢?”
“枪也有。”沈砚之又指向几个蓝点,“德租界、法租界有几家洋行,表面做正经生意,暗地里走私军火。我已经打通关节,可以搞到一批毛瑟枪和子弹。另外,天津机器局里也有我们的人,能弄出些手榴弹、炸药。”
程振邦的眼睛亮了:“你打算在天津起事?”
“不是起事,是放火。”沈砚之的手指在地图上的一个位置重重一点——天津老城,鼓楼。
“袁世凯计划在十二月十二日,也就是下个月,正式接受‘推戴’,登基称帝。登基大典在北京,但天津是北京的东大门,直隶总督府所在地,北洋的老巢。如果我们在天津闹出大动静,烧几个衙门,炸几座仓库,袁世凯必然惊惧,会从南方前线调兵回防。这样一来,云南、广西的压力就小了,起事成功的把握就大了。”
程振邦盯着地图,沉吟道:“计划是好,但风险太大。天津是北洋重镇,驻军上万,巡警、密探遍地都是。我们这五百人,杯水车薪。”
“所以不是硬拼,是智取。”沈砚之的手指在地图上移动,“你看,天津的军政要地,主要集中在三处:一是老城里的直隶总督衙门、警察厅;二是河北新区的陆军部天津行营、军械库;三是租界区,各国领事馆、洋行。我们要动手,就选在老城和新区的交界处——这里驻军相对薄弱,又是交通要道,闹出动静,全城都能听见。”
“具体时间?”
“十二月十一日,子时。”沈砚之说,“袁世凯登基前夜。那时候,北京城里忙着筹备大典,天津的官员也大半会去北京朝贺,留守的兵力最少,防备最松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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