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0183章神田旧衣铺（2/3）

“赵叔，对不起。”

“你有什么对不起的。打仗嘛，总是要死人的。”老赵抬起头，笑了笑，“程先生跟我说，你是个好长官。他说你从来不让弟兄们干你自己不干的事。吃饭最后一个吃，睡觉最后一个睡。撤退的时候走在最后面，冲锋的时候走在最前面。”

沈砚之没说话。这些话，他自己都快忘了。

老赵站起来，走到缝纫机前，拿起那把剪刀，开始改袖子。他的手很稳，剪刀在布料上走得很直，像是做了几千遍的事情。沈砚之坐在那里，看着他剪、缝、熨，动作不快，但每一刀都很准。

“赵叔，你在东京待了二十年，这边的局势，你应该比我清楚。”

“清楚谈不上。看得多了，多少知道一些。”老赵头也没抬，手里的针线不停。“日本人对中国的心思，跟猫对鱼的心思一样。想吃得紧，但又怕烫了嘴。他们帮革命党，不是同情革命，是想在中国放一把火，好浑水摸鱼。你信谁都可以，别信日本人。”

“那许崇智那些人呢？他们跟日本人的关系——”

“许崇智是许崇智，你是你。”老赵放下针线，看着沈砚之，“程先生说你是关外的狼，不是谁养在笼子里的鸟。狼有狼的活法，别学鸟叫。”

沈砚之忍不住笑了。

袖子改好了。老赵把西装递给他，让他试。沈砚之穿上，长短刚好，领口也松了一些，不那么勒了。

“赵叔，多少钱？”

“不要钱。”老赵把剪刀和针线收好，“程先生说了，你在这边的开销，他那边会想办法。你要是觉得过意不去，就好好活着。别死了。”

沈砚之站在那里，穿着那件改好的西装，看着老赵的背影。老赵的背很驼，肩膀很窄，看起来不像是能扛住什么东西的人。但他知道，这个人在东京待了二十年，在一间窄小的旧衣铺里，守着一台缝纫机和一尊关公像，等着一个消息。那个消息从辽西来，说他的弟弟没了。他没哭，没闹，只是说了一句“他是个好兵”。

“赵叔，”沈砚之说，“我走了。”

“走吧。”老赵背对着他，摆了摆手。“下次来，我给你做一件新的。别老穿旧衣裳。”

沈砚之掀帘子出来，站在街上。阳光从云层后面钻出来，照在神田的横街上，把那些窄小的店面照得明晃晃的。咸鱼店门口挂着的鱼干在风里晃来晃去，粗陶店门口的瓦罐上落了一层灰。有人骑着自行车过去，车铃铛叮铃铃地响。

他把西装扣子扣好，沿着街慢慢走。走了几步，回头看了一眼。旧衣铺的门帘动了一下，像是有人在里面掀开了一条缝。但再看的时候，门帘已经不动了。

接下来的日子，沈砚之开始有意识地往外走了。

以前他总待在住处，看书、写东西、等消息。现在他开始去一些地方——神田的旧书店、上野的博物馆、浅草的小剧场。不是闲逛，是看。看日本人在干什么，看流亡的中国人在干什么，看这座城市的血管里流的是什么血。

他发现在东京的中国人比他想象的多得多。留学生、流亡者、商人、记者、还有那些说不清楚自己是干什么的人。他们聚在神田和本乡一带的小饭馆里，喝便宜的酒，说很重的话。有人骂袁世凯，有人骂孙中山，有人骂日本人，有人骂自己人。骂完了，散了，第二天再聚。

沈砚之去了几次这样的聚会，坐在角落里，不怎么说话。他发现这些人里，有的是真心想干事的，有的是来混饭吃的，有的是两边都沾的。他记了几个人，没有多问。

十月底的一天，他收到了一封信。

信是程振邦托人带来的，没有封口，里面只有一张纸，上面写着几行字，字迹很潦草，像是赶时间写的：

“北边风声紧了。袁世凯的人在查革命党的底，有几个据点被端了。我这边暂时安全，但得沉一沉，不能再往外递东西。你在那边也小心。别信太多人，别喝太多酒，别跟人吵架。你不是来交朋友的。程。”

沈砚之把信看了两遍，在灯上烧了。纸灰落在烟灰缸里，一碰就碎了。

他把那枚铜钱从口袋里掏出来，放在桌上。铜钱很旧了，字迹模糊，但那个“程”字还看得清。他盯着那个字看了很久，然后把铜钱重新收好。

陈英从外面回来，手里拿着一份报纸，脸色不太好看。

“沈兄，你看这个。”

沈砚之接过来，是当天的《东京朝日新闻》。他不认识日文，但报纸上有一张照片，他一眼就认出来了——是南京的临时大总统府，门口站着几个穿军装的人。照片的下面有一行日文，旁边用铅笔写着几个汉字：“袁世凯就任大总统，各国使节到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