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1/3）

列宁这把刀子现在是不是也被苏联一些领导人丢掉一些呢？……我看也丢掉相当多了。十月革命还灵不灵？还可不可以作为各国的模范？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赫鲁晓夫的报告说，可以经过议会道路去取得政权，……这个门一开，列宁主义就基本上丢掉了。

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终于在1956年9月召开了。会上，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四人是主要的发言人。毛泽东发表简短的开幕词；刘少奇作中央委员会的政治报告；周恩来作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长篇报告。第二个五年计划即将在1958年开始实施。邓小平在大会第二天作《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他在这篇长篇报告中，对当时的中国社会状况，以及党的任务作出详尽的阐述。由于他的报告不管在风格上、实质内容上都和另外三位有着很大的不同，所以，这份报告可以看作是邓小平个人的政治宣言。其价值不仅在于这显示出他个人对当时政治情势的观感，同时也可以当作一种标准，用来评估他这些观感日后的总体发展。

邓小平在报告中提到三个重要的政治问题：中国阶级关系的现况，党员要以更高的标准要求自己，以及在马克思主义政党中党的领袖的作用。关于第一个问题，他认为中国正处在顺利地向没有阶级社会过渡的过程中（事实上应该是说，这个社会里只有一个阶级，而不是没有阶级）。他比较了党在1945年和1956年的情形之后，指出：

现在，我们的国家的状况完全不同了。我国的人民革命在我们党的领导下，已经在1949年获得了全国范围内的胜利，实现了空前未有的国家统一。现在，除了个别边疆地区以外，我们不但已经彻底地完成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的任务，而且已经基本上实现了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任务。同时，七年来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各个方面，也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绩。所有这些，使得我国的阶级关系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工人阶级已经成为国家的领导阶级；农民已经由个体农民转变为合作化的农民；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已经处在消灭的过程中。

在后面的一段讲话中，他说：

在第七次大会以前和以后的相当时期内，对于不同的社会成分规定不同的入党手续，

是必要的……但是，在最近时期，情况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工人和职员已经只是一个阶级内部的分工……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在政治上已经站在工人阶级方面……每年都有大批的农民和学生变为工人，每年都有大批的工人、农民和他们的子弟变为职员和知识分子，每年都有大批的农民、学生、工人和职员变为革命士兵，又有大批的革命士兵变为农民、学生、工人和职员。把这些社会成分分为两类还有什么意义呢？而且即使要分，又怎么分得清呢？

邓小平对党的作用与政策的这些看法，在这次代表大会的政治决议中也表达的非常清楚。决议指出，中国的“主要矛盾”已经不再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而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的经济文化状况”之间的矛盾。决议指出，“全国的主要任务”是“集中一切力量发展生产力，实现国家的工业化，并逐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

谈到党员的行为时，邓小平提到他曾经反复批评过的两个问题：官僚主义的习气和骄傲自满的情绪。他批评官僚主义的种种表现，“在执行中央和上级的指示的时候，往往不采取同下级同志和群众商量的办法，不结合当时当地的具体情况，而只是机械地盲目地搬运”；“不少机关的负责同志，把自己的绝大部分时间，用在处理文电和不必要的过多的开会上面，很少深入基层，深入群众，了解他们的要求和研究他们的经验，这就不可避免地陷入了事务主义和文牍主义的泥坑”。有一些干部有严重的骄傲自满情绪。他们夸大个人的作用，强调个人的威信，只能听人奉承赞扬，不能受人批评监督，甚至有些品质恶劣的人，还对批评者实行压制和报复；还有一种比较大量的表现，就是命令主义。不少党的组织和干部，在作出决议、指示以前，既不同群众商量，在执行决议、指示的时候，对群众又不是采取说服教育的方法，而是企图一切依靠命令行事。他得出的结论是：这些现象的存在，说明党的工作中的群众路线，还远没有在党内得到完全贯彻执行。他接着提出各种补救措施，如在与官僚主义的长时期斗争中，要贯彻群众路线，“密切同党外人士的合作，广泛地吸收党外人士参加这一斗争”，并强调这一点具有重大的意义。他说，“我们党同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合作是长期的，这一个方针是早已确定了的。从抗日战争时期开始，我们党就实行了同党外民主人士合作的方针。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我们同各个民主党派和无党派的民主人士的合作，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十多年的经验证明，这种合作对于我们党的事业，是有益而无害的。”

关于领导人在马克思主义政党中的作用，邓小平很辩证地指出，中国共产党重视毛泽东的立场和观点，同时不会接受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诋毁。他首先指出，马克思主义从来不否认杰出的个人在历史上和在政党中的作用。同过去剥削阶级的领袖相反，工人阶级政党的领袖，不是在群众之上，而是在群众之中，不是在党之上，而是在党之中。因此，工人阶级政党的领袖，必须是密切联系群众的模范，必须是服从党的组织、遵守党的纪律的模范。对于领袖的爱护—本质上是表现对于党的利益、阶级的利益、人民的利益的爱护，而不是对于个人的神化。

邓小平接着特别阐释这一点。他说，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一个重要的功绩，就是告诉我们，把个人神化会造成多么严重的恶果。中国共产党从来认为，任何政党和任何个人在自己的活动中，都不会没有缺点和错误。所以厌弃对于个人的神化。根据毛泽东提议，采取措施禁止给党的领导者祝寿，禁止用党的领导者的名字作地名、街名、企业的名字，制止歌功颂德等措施。然而，由于个人崇拜是一种有长远历史的社会现象，这种现象，也不会不在党的生活和社会生活中有它的某些反映。因此党的任务是，继续坚决地执行中央反对把个人突出、反对对个人歌功颂德的方针，真正巩固领导者同群众的联系，使党的民主原则和群众路线，在一切方面都得到贯彻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