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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的听众中，不管是中国人或外国人，都无法反对他阐述的这几项原则，也没有任何人能够反驳他对苏联经验所作的简短评论。还有，也没有人能够反对他对党的现状和历史所作的评论。这种评论既不自责也不自满。最高明的是，针对有人指责毛泽东鼓励对他个人的“个人崇拜”，他在演说中替毛泽东作了辩护。他指出，党所通过的禁止对任何个人“歌功颂德”的决议，提案人正是毛泽东。

不过，对于一项最重要的问题，邓小平却没有作出任何解释。这就是党决定删除党章中提及毛泽东思想的两段文字。这并不难了解。不管他说什么，都会被认为或者毛泽东已经向党内或党外的压力低头，同意这项改变；或者他已经在某种程度上失去对自己的信心，或者两者都有。参加大会的代表们，在拿到修改后的党的章程后，当然注意到这项改变，并且想要知道为什么作这样的修改。党的高级人员在大会的简报中是这样解释的：党的章程不必再作太详细的说明，因为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作用现在已经是理所当然的。但是，从邓小平强调党的新章程的条文必须完整与准确来看，这种解释并不能令所有人信服。

这些条文究竟是如何修改的，到目前仍然还不清楚。但有两点是肯定的。第一，最初提议作这种修改的是当时的国防部长彭德怀（他从来不对毛泽东表示特别尊敬）。第二，这项修改如果没有得到毛的同意，是不可能付诸实施的。可能还要再经过好几年，才会知道究竟是谁向毛提起彭德怀的提议，对方又是如何向他说明此项提议，以及他当时有何种反应。在此之前，关于邓小平在这件事里究竟扮演着何种角色，最有把握的猜测就是，身为党章修改小组的负责人和报告人，他大概只能静候上级的指示行事。

全国代表大会最后的重头戏是选举新的中央委员会。大会一落幕，新选出的中央委员会立即接着开会，选出它自己的领导人（一名主席，四名副主席，一位总书记）、新的政治局和政治局的常务委员会。总书记一职本来已经取消，这次再度恢复，但地位和过去相比已经有所改变。总书记一职，在1920年代和1930年代一直是党的主要领导人，但现在则是党的幕僚长。新的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取代了以前的书记处，职责同以往的书记处完全相同。

邓小平当选为总书记和政治局常委，因此成为一名决策者，同时也是执行党的政策的主要负责官员。身为总书记，他手下有一个秘书处，工作人员全都是党的高干。在政治局里，他的排名由第13位一下子跳升至第6位，领先林彪和另外6个人，其中包括彭德怀和洛甫，他们进入政治局的时间都比邓小平久得多。

换句话说，在短短四年内，邓小平由政治局之外的一个地方负责人，一跃而成为中国大陆最有权势的六个领导人之一。套句他的官方传记上的话，“他成了中国共产党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他如此快速地晋升，可能是有点运气，但最主要的原因是邓小平在处理复杂工作上，例如协调党章的修改，所表现出的活力、效率与自信。有一项直接的证据，赫鲁晓夫曾经在他的文章中提到，毛泽东对邓小平的评价很高。那是在1954年，赫鲁晓夫与毛泽东在北京的一次会面中，毛指着邓小平对赫鲁晓夫说，邓小平能力很强。

任何年纪较大的中国大陆的作家、艺术家或专业人员，都忘不了1957年，这一年发起了百花齐放运动。对中国大陆的知识分子来说，这一年是在怀疑中开始，在希望中度过，但最后却以绝望结束。

鼓励百花齐开的正是毛泽东本人。他当时希望中国经济进步，并且希望中国的党外知识分子能够积极参与经济建设。他认为党需要进行一次新的整风运动。这场运动如果能够鼓励党外人士参与，将会更为有效。他并且认为，要想使中国不受到1956年席卷东欧的混乱情势所波及，最好的方法就是改变专政与民主之间的政治均势，并且偏向后者。先在理论上加以论证，然后再付诸行动，这已成为毛的习惯。1957年2月27日，他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详细阐述了著名的“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

这个理论的核心是，社会上存在着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对抗性矛盾和非对抗性矛盾。对抗性矛盾存在于“人民”（人民的概念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内容）同他们的敌人之间的矛盾；非对抗性矛盾是存在于“人民内部”的矛盾。前者不能用和平的方式加以解决；后者能够而且应该用和平的方式加以解决。他为中国作出了一项可行的决定：党外人士可以批评党和党员的行为，知识分子可以根据他们的兴趣爱好从事写作和发表言论。他进一步要求这两个阶层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口号下开始行动。但最终结果是限制而不是放宽了发表言论的范围。之所以会是这样的结果，既不是毛不守信用（尽管他后来更愿意由他自己承担不守信用的罪名，不愿意承认他错误地估计了形势），也不是毛的同事们故意从中破坏（尽管他们当中有人曾竭力反对党接受党外人士批评的做法）。而是由于自5月初党刚一开始正式号召开展批评，不仅党员当中出现了一些过火行为，而且在整个政治和社会机构中，大批判的浪潮迅猛发展。

刚开始的时候，批评是温和的。但是，当党的统战部召集政府部门的知识分子和党外人士开了几次会议后，批评便变得激烈起来。当作家、艺术家和大学生开始召开他们自己的会议时，批评就变得更为激烈了。在北京大学，继承了长期政治运动传统的大学生们建立起“民主广场”和“民主墙”，并很快贴满了大字报。一些新闻记者报道了这些活动后，中国其他地方的学生也开始鸣放。一些学生只批评党对个别人（例如作家胡风，他在1955年被指责为反革命）和一些社会团体的做法。另外一些人则指责党的领导层只讲政治原则，认为整风并不能纠正党的不良倾向，因为这些不良倾向都是党本身所固有的。还有许多言论带有强烈的反苏情绪。党外人士总的来说大都比较谨慎。只有极少数人明确表示，所谓“互相监督”更多是党员对党外人士的监督。

“批评鸣放”阶段持续了5周多的时间。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宣布许多人的行动和言论表明，阶级斗争在中国并没有熄灭，把“右派分子”说成是“滥用”整风运动，企图把历史推向倒退，是一伙攻击共产党、工人阶级和社会主义事业的人。在随后的6天里，《人民日报》又连续发表5篇社论。6月19日，《人民日报》全文发表了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并在配发的按语中指出，文章是作者本人根据自己的讲演记录整理的，并且作了若干补充。这篇文章中关于区分“香花”和“毒草”的六条标准，绝大多数人都知道是后来加上去的（1800多人在2月份听过毛的这篇讲话）。他们也清楚地意识到，在毛的授意下公开发表这篇讲话，意味着一场反击运动即将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