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大跃进（1957～1965）（1/3）

从1956年9月获得晋升，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这10年当中，邓小平一直置身于中共的权力核心，是众多事件的核心人物。这是他身为政治局常委和党的总书记的必然结果，同时也是他的个性使然。不管什么时候，他只要发现有问题需要解决，他就会主动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案。他不是坐着等待问题找上门（周恩来有时就是这样），也不是在自己的提议受到批评或被驳回时，就退缩到一旁（陈云就是这样）。当他发现他无法说服别人接受他的建议时，或是判断他的说服行动不会成功时，他干脆先采取行动，然后再报告。毛泽东在对日作战期间，就是鼓励他的军事指挥官们这样做，甚至允许他们不报告就采取行动。后来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毛泽东除了批评邓小平的政治观点之外，也严厉批评了他这种行事作风。

身为总书记，邓小平是中国共产党的执行长官，同时也通过党掌控政府的所有机构（不过，党对军队的领导权主要是毛泽东一个人来行使）。邓小平的主要运作机构是书记处。这个机构的人事阵容，从一开始就很强。到1958年5月，它的实力更强了。除了邓小平本人和他的副手彭真之外，书记处又增加了三位政治局委员。此后，随着形势的发展，书记处又接管了党内及党外其他几个机构的职权。在“大跃进”期间，它从最高行政机构国务院手中，接管了研拟与实施经济政策的权力。这是因为，在某种意义上，它能够组织群众运动，而这是国务院办不到的。在国家采取紧急行动，以挽救“大跃进”对全国造成的不良影响时，它仍沿用了这一权限。后来，当毛越过除林彪之外的其他政治局常委，擅自制定各种政策时，书记处作出了很多重大决策，它取代了很多原本应该由政治局及其常委会做的工作，因为这两个机构只能以中央委员会的名义发布文件，而且这些文件只有经过毛泽东亲自批准后才能发布。在彭真的全力支持下，邓小平主掌了大部分权限与工作。后来毛泽东批评说，邓小平建立了一个“独立王国”，并未言过其实。

从1958年到1962年，中国经历了“大跃进”的混乱，以及混乱后灾难性的后果。毛泽东的本意是利用“大跃进”使中国经济获得快速地发展。“大跃进”在毛泽东所发动的历次大规模运动中，是独一无二的。因为它并不打算剥夺任何社会阶级的财产或地位，也没有打算通过这场运动来清党或整党。然而，这场运动造成的死亡和带来的灾难却比其他任何一场运动都要惨重。

“大跃进”是在1957年12月第一个五年计划完成后开始的。从某些方面来说，当时的中国经济已经实现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的部分目标。它的工业基础得到发展，工业生产的年平均增长率接近20%，超过了“一五计划”所规定的目标。全国铁路网增加了好几千公里的新路线。但在其他方面的发展却很令人失望。特别是农业生产，增长率只有4%，没有达到“一五计划”规定的目标。农业生产的低迷，严重影响到轻工业的发展。在这种情况下，中共面临两个抉择：或者控制农村人口的增长以满足迅速增长的城市人口的需求；或者控制城市人口的增长以保证农村人口的正常生活。最终结果是，两者都受到严格地控制。

1956年春，中共领导人一致认为，第二个五年计划的优先项目和方法，应该和第一个五年计划有所不同。毛泽东本人在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也表达了与之相同的看法。他建议，增加农业和轻工业的投资比例，赋予省及地方政府更大的权限，让它们拥有更多的经济自主权，比较自主地作出投资和其他经济决定。减少在偏远地区兴建新的工厂，因为这些地区距市场和原料供应地都太远。他还说，事实证明，苏联的发展模式并不符合中国的国情，也不能满足中国的需求。他甚至批评苏联在运用这一模式的过程中就犯了一些“错误和缺点”。但他当时并没有说这个模式是错误的，或这个模式的计划经济体制存在着根本的错误。然而，在此后的18个月内，他却决定完全放弃这种模式，采用一种新的发展策略。这个战略是依据对人性完全不同的看法而制定的，对资源的利用和制定的目标也大不相同。

为什么会发生这个变化？这个变化的原因是什么？是毛的情绪发生了变化，还是他的性情变了？毛在1957年末和1958年初的行为方式让人们感到，他这时已经完全变了。他几乎完全陷入急于求成和浮夸的冲动之中，完全不顾“客观条件”的制约。但是，又没有确凿的证据能证明这一点。所以我们只能找出几个确实对他产生过重要影响的因素。

第一个因素，在1955年之前就实现了农业集体化和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在毛看来，这充分证明（而且是再一次证明），一切都能够通过群众运动和勇敢精神得以实现。这也为他要充分利用以前被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剥削”所束缚着的人民群众的力量的设想提供了依据。1955至1956年的冬春，他提出，中国工业化的发展规模和速度，科学、文化、教育、卫生等事业的发展规模和速度，都应当加大和加快，不能再按照以往所设想的那个样子去做了。从而引发了一场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这场运动引发了通货膨胀以及大规模的混乱，阻碍了经济的正常发展。1956年4月，周恩来向毛提议，应当立即停止这场运动。毛同意了，但对此很不情愿，也很不满意；此后，在周恩来的授意下，《人民日报》连续发表社论，批评了这种急躁情绪，并把这种情绪说成是一种“冒进”。这使毛更加坚定地要证明，他所采取的行动比他周围那些怯懦胆小的人更为正确。

第二个因素，是知识分子在百花齐放期间的行为和表现。虽然他们的行为已受到了抑制，但毛并不这么看。他断言，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对社会主义、对党的领导和他本人是怀有敌意的。这就加重了他（已经相当严重）对他们的偏见。在经过反复思索后，他更加确信，任何一项重大事业的成功都必须具备三个因素：领导者的激励，被领导者的悟性和二者在思想上的共识。他开始以一种蛮横的、轻蔑的口气来谈论知识分子，并说，没有知识分子，中国就不能取得经济迅速发展的说法是毫无道理的。早在1957年7月，当争鸣时期刚刚结束时，他就宣称：

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劳动者请的先生，你给他们的子弟教书，又不听主人的话，你要教你那一套，要教八股文，教孔夫子，或教教资本主义那一套……工人阶级……就要辞退你。

第三个因素是，苏联在1957年成功地把人造地球卫星送上了天，并发射了一枚远程弹道导弹。这使毛认为，社会主义已经赶上资本主义，是社会主义中国开始大发展的时候了。自相矛盾的是，促使毛同苏联模式决裂的也是苏联的成就。1957年秋，毛的这一愿望就已经十分强烈了。

“大跃进”的主要口号是“政治挂帅”和“两条腿走路”。

“政治挂帅”，表达了毛的一个信念，即精神的或者说非物质的刺激在经济领域同样能产生出在政治运动中那种显著的效果。但是，经济领域的事实证明，他错了。但这个口号能够用来反对那些过于追求物质繁荣的行为。简单地说，如果运用非物质刺激的手段不能实现繁荣的话，那么这种繁荣也就没有存在的价值。再进一步讲，繁荣的成就也许会削弱社会主义的价值，即使在实现繁荣的过程中人们一直呼吁要实现社会主义的价值。不能认为物质繁荣就是绝对的好，或者是完全的好。这最终势必导致这样一种认识：财富和美德是互不相容的，贫穷才是光荣的。

毛本人从没有赞同过这种观点。但是，“文化大革命”后期，这种观点却被一些同他的妻子江青关系密切的激进分子所利用，也许是江青本人也想利用它。有关这种观点的一句最著名的名言是：晚点的社会主义火车，也比正点的资本主义火车好。这是邓小平非常痛恨的一种观点。

“两条腿走路”，是指城市的资本密集型的高技术工业部门和农村的劳动密集型的低技术部门（包括工业和农业）共同发展。这并不是毫无道理的。在农村确实有大量的未被利用和正在被利用的资源，其中也包括一些比较简单的工业技术。这些资源如果被合理地加以利用，一定能发挥这些地区的特长。然而后来的事实证明，对这些资源的利用是非常缺乏理性的。错误之一是，让农民及其家庭成员在农忙的时候从事非农业劳动。另一个错误是，创办了一些农民的技术能力所不及的工业项目。这两个错误都让农民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大跃进”的章程是《工作方法六十条》。它是毛泽东1958年1至2月间，在浙江等地召开的几次会议的结果。它包括许多不同的问题，如毛关于革命性质的新理论、管理国民经济的责任从政府转到了党、资源的分配权力从中央下放到各省、采用新的计划方法和先进的农业生产方法。有关革命性质的内容表明了毛已背离正统的马克思主义。他认为，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消灭了土地和资本的私有制，也就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这也反映出他在1956年和1957年的事件中的急躁冒进情绪。正如他所说的：

我们的革命是一个接一个的。从1949年在全国范围内夺取政权开始，接着就是反封建的土地改革，土地改革一完成就开始农业合作化，接着又是私营工商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即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在1956年基本完成。接着又在去年进行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这个革命在今年七月一日以前可以基本上告一段落。但是问题没有完结，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每年都要用鸣放整改的方法继续解决这一方面的问题。现在要来一个技术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