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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四人帮”的强压，邓小平的策略是什么也不说。在1975年3月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四人帮”及其追随者曾当面攻击邓小平。邓小平的做法就是关掉助听器，称没听到他们说什么。

当年冬天和第二年春天发生了一连串的大事，周恩来去世，华国锋被任命为代理总理，以及北京市民发动大示威。他们这样做除了表达对周恩来的敬意之外，也表示他们认为，邓小平才是周恩来的适当继承者，同时也表示他们唾弃“四人帮”的所作所为。

从1975年8月起，周恩来住进医院再未出来。10月他做了至少三次手术，但手术都不成功。到了12月，他经常处于昏迷状态。他的妻子邓颖超和叶剑英、李先念在他神智清醒时向他讲讲有关的政治情况。毛泽东本人在8月也做了白内障手术，他显然未向周表示安慰和同情。他没有让周避开“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的攻击，虽然他可以这样做。

周恩来在1976年1月8日去世，邓小平虽然已经在政治上失势了两个多月，但仍获准以中央委员会名义在周的葬礼上作合乎礼仪的悼词。邓小平避免显示任何私人情感，以免被“四人帮”抓到把柄，说他和毛泽东不信任的人有密切关系。他告诉毛泽东，周在生命的最后几天专注聆听着毛泽东的一首关于革命的古诗词。他赞扬周谦虚谨慎、不摆架子、平易近人的优秀品德和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这些措辞都很谨慎。不管“四人帮”如何不服气，但他们确实无法批评周恩来的做人态度。

周恩来的去世意味着毛泽东终于不得不确定谁是周的继承人。他着实犹豫了一阵子，很仔细地考虑了各个够资格的人。一个月后，他告诉政治局，也许是通过他侄子毛远新（他秋季住在毛泽东家担任毛泽东的联络员）告诉的。他建议华国锋负责管理政府工作，但先担任代总理。

对于未能当上总理，邓小平可能有点失望。但他也一定不会感到意外。张春桥是仅次于邓的副总理，他深感失望。这显出他没多少政治远见，“四人帮”垮台后党内传达的文件表明，毛泽东对他们的愤怒程度在整个1975年达到顶点。他甚至说过他认为“四人帮”谁也不合适担当更高的职务。虽然华是个折中妥协后的人选，而且他只是从1973年起才当选为政治局委员，但是他并不怀疑自己拥有担当此任和赢得提升的才干。他作为一个性情冷漠、缺乏想象力的人，可能没有察觉到从长远看他的地位是过渡性的，并不稳定。毛泽东对他的称赞固然是一笔很大的政治资本，但是一旦毛泽东去世，这反而会成为他最大的政治负担。如果“四人帮”要打倒邓和他的支持者，华肯定会被“四人帮”看作是挡住他们去路的眼中钉。如果邓小平等人打倒了“四人帮”，华国锋也同样会被看作是眼中钉。

在此同时，“四人帮”的一些做法也显示出，毛泽东不信任他们是正确的。不管华的地位多么不稳，他毕竟是毛泽东指定的继承人，是当时中央的负责人，“四人帮”不仅不设法争取华的信任，反而不同华商量就继续批邓。他们还指使写作班子在报刊发表文章暗示华是个胆小、愚蠢和缺少经验的人。更为狂妄的是，他们竟诽谤纪念周恩来，他们恨周，周也憎恶他们。现在周不在了，他们抹黑周除了满足复仇欲外，什么好处也没捞到。相反，由于广大人民爱戴周恩来，千百万党员也非常尊敬他，“四人帮”的这一行径造成了很大的反效果，对他们来说，损失很大。2月、3月“四人帮”加剧批邓运动。2月26日政治局决定可以在报刊和非官方的宣传材料上点名批邓。江青立即开始辱骂邓，骂他“反革命老手”。江青还召集一次全国性的清洗干部的会议，在会上她甚至骂邓是“卖国贼”。邓之所以还能免于被完全打倒，主要是毛泽东有指示，说邓的问题应作为人民内部矛盾处理。江青明确表示她不赞成这一指示，但华国锋说领导集体必须遵守毛泽东的指示。邓没有躲起来，也没有为不出席“四人帮”在3月召集的政治局会议找借口，尽管他知道这次会议是专门为批判他而召开的。这表明邓小平此时已经看出，他可以经受得住这场政治风暴。

到了3月底，双方形成僵局。“四人帮”既没有能够说服毛泽东停止保邓小平，也没有能够说服华国锋不要理会毛泽东保护邓小平的指示。甚至也没有迹象显示出批邓运动使邓小平的声望受到伤害。事实恰好与之相反（许多外国人报道说，“四人帮”的党羽在北京的街头张贴了许多批判邓小平的大字报，并在上面引用邓的一些原话，群众一边看一边点头称赞邓的讲话，并露出会心的微笑）。邓小平反对“四人帮”的斗争也没有取得进展。因为在2月底召开的一次会议上，华国锋说，邓小平攻击“文化大革

命”，背弃主席革命路线，犯了严重错误。

这种僵持不下的局面，被“四人帮”攻击周恩来的行动打破。2月25日，十年前曾刊登姚文元撰写的批判吴晗的文章的上海《文汇报》刊登了一篇社论，批判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梦想复辟，至今死不改悔、顽固不化。上海是在“四人帮”控制之下，但是离上海一百公里之外的南京不在他们控制之下。就在社论发表的第二天，南京大学的学生举行抗议示威，表达对周恩来的支持。他们被驱散了。“四人帮”在全国的报刊上封锁有关抗议事件的任何消息，但是此事依旧很快传播开来。有的是被过往的旅客传播的，有的是通过学生用沥青在火车车厢外涂写的消息。总之，是通过火车把这件事传遍全国。这件事让北京受到巨大震动，大大激发了群众怀念周恩来的情感。他们在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下放满了花圈。第一批花圈被警察移走了。可是随后许多士兵、工人和学生放置的花圈没有再被搬走。

4月4日，大批群众聚集在天安门广场。有的在纪念碑前放置花环，有的拉起白布条，有的发表演说，有的朗诵诗歌。这些诗歌与布条的内容，一方面颂扬周恩来，一方面批评江青。有些布条上说“恶魔兴风作浪，人们应该群起除魔”；有的则说“周恩来总理永远活在我们心中”。有首诗形容“四人帮”是“豺狼”，另有一首诗说，江青一定是想做女皇帝想疯了。当天夜里，政治局召开紧急会议，确定示威者的诗和标语是直接攻击毛泽东和其他党的领导人，当天的事件是“反革命事件”。邓小平对此事负有责任。这些意见通过毛远新向毛泽东作了请示。政治局一得到毛泽东同意政治局决定的消息，便立即命令警察清除广场上所有的花圈和宣传品。到了4月5日黎明，所有留在广场上的悼念品、抗议书、纪念物等都被弄走了。

民众的反应相当愤怒。4月5日一整天，广场上聚集着抗议示威的人群，他们同警察扭打混战，焚烧警车，粗暴地痛打几个敢说周恩来坏话的“四人帮”的追随者。天黑后，大多数示威者离开广场后，部队、民兵和警察开始清理天安门广场，驱赶和逮捕仍留在广场上的几百名群众。

政治局再次开会，并作出决议：清除天安门广场是处理“反革命暴动”必须采取的行动。政治局接着请毛远新向毛泽东转达政治局的这项决定。毛泽东立即表示同意，并补充两条指示：任命华国锋为总理（免去代总理职务）和中央委员会第一副主席；解除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