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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年1月，邓小平担任了毛泽东要他担任的所有职位。王洪文在党内的排名仍然高于邓小平，但他已经被剥夺了自1974年以来主持党中央日常事务的权力。在军委会里，叶剑英的排名高于邓小平，但叶愿意放手让邓小平全力去处理跟军事有关的政治工作。

邓小平立即抓紧时间运用赋予他的新的权力。对于一位70岁的人来说，他在此后的9个月当中所表现的充沛活力令人称奇。他至少召集了十次会议，详细讨论社会经济等问题。每次会议他都讲话。他还主持了许多次国务院会议。在几次政治局会议上同“四人帮”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他还视察了几个边远省份，又去法国作了一次感性访问。他还会见了几十位外宾。

邓小平首先处理组织上的问题，其中最严重的是国营企业内部的不安定，很多企业士气低落、纪律涣散。在铁路系统和钢铁企业，这种现象最为严重。他向各地主管工业的书记发表讲话，提出要加强“集中和统一”，建立必要的规章制度，惩处各地制造麻烦的人。他透露，1974年发生755起重大铁路事故（1964年才88起）。一个最重要的铁路中转站，江苏徐州车站竟被当地一名造反派头头控制着，他说：

比如，徐州那个闹事的头头“本事”可大了，实际上是他在那个地方专政。对这种人不及时处理，等到哪一年呀？我说，只等他一个月，等到3月底。如果再不转变……那样性质就变了。

然而，造反派头头对邓小平的警告置之不理，于是邓小平派部队去徐州把那个造反派头头抓了起来。

邓小平同时着手处理经济发展战略问题。他依据的是周恩来1月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号召的到20世纪末实现中国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的观点。周恩来最早是在1965年提出“四个现代化”的口号的，但当时显然未得到毛泽东的支持，而且毛泽东当时认为应该把重点放在其他项目上。这一次，邓小平先设法取得毛泽东的支持，他说：

现在有一个大局，全党要多讲，大局是什么，三届人大一次会议和四届人大一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都讲了发展我国国民经济的两步走

设想：第一步是到1980年，建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是到20世纪末，也就是说，从现在算起来还有二十五年时间，把我国建设成为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全党全国都要为实现这个伟大目标的奋斗。这就是大局。

1975年夏季，在邓小平的主持下，提出了三个报告。这三个报告是《关于工业发展问题》、《关于中国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和内容更加深刻和更具有挑战性的《论全党和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第二个报告的作者之一是胡耀邦。他在“文化大革命”以前当了许多年共青团第一书记。第三个报告的作者是邓力群。他曾经当过刘少奇的秘书，后来在80年代成为著名的政治保守派。由于当时党中央缺少邓小平相信的协调单位，胡耀邦、邓力群担当了邓小平的参谋的角色。

邓小平的作风是雷厉风行，干事抓得紧，行动快。他在推行重要措施之前，先取得毛泽东的同意，并把他的所有政策和毛泽东说过的话扯上关系。对他的敌人，他宁可对抗也决不回避。而他的政敌“四人帮”，却在这时又犯了两项重大的错误。他们阴谋破坏邓小平推行的整顿，他们指责让自1966年被贬黜的部长、官员和军队干部恢复工作是“走后门”。但他们这次没摸准毛泽东的心思。毛泽东现在最关心的是国家的安定团结，所以他批评“四人帮”搞分裂。接着，在那年春天，“四人帮”又误解了毛泽东号召全国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的真实目的，又一次惹恼了毛泽东。毛泽东原想通过提醒全党注意反革命的威胁依然存在，来平衡周恩来要求发展经济的呼吁。张春桥、姚文元作出反应，写出长篇理论文章，批判只关心物质利益和坚持“资产阶级法权”，会首先产生新的资产阶级，而后他们将问鼎国家政权。张说，新生资产阶级将从党内出现。姚说，新生资产阶级将产生于社会上大量聚积财富的集团。这些文章没有提出积极的具体的经济纲领，也没有补充周的经济发展纲要，而只是赤裸裸地一味攻击。

在随后召开的两次政治局的会议上，爆发了政治冲突。在第一次会议上，在叶剑英和李先念的支持下，邓小平批评“四人帮”滥用毛泽东的指示；在第二次会议上，毛泽东直接批评“四人帮”。他说，他们忽视他的“三要三不”指示（要搞马克思列宁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他要他们不要再结帮派，而且由于事实上他们已经组成一个帮派，所以，政治局应该讨论并解决这个问题。这些批评使“四人帮”完全落于守势。王洪文甚至因此退回上海，江青也被迫写了自我批评的短文。从那年夏天到秋天，邓小平和他的支持者可说志得意满，事事顺心。

但到了1975年的10月底、11月初，情势发生了逆转。原因很简单，毛泽东认为，邓小平的各种计划已经开始威胁到“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在毛泽东的眼中，邓小平有两项做法令他最为不满。其中之一是他使用代表“重要环节”的“纲”这个字来形容毛泽东所作的一系列指示（在这些指示中，毛泽东强调，要安定与团结，要加速经济发展）。这犯了毛泽东的大忌。因为在毛泽东的心目中，“纲”只能用来形容阶级斗争，例如“阶级斗争为纲”。

另一件事是，邓小平支持清华大学开除该校两名支持“四人帮”的积极分子。这两人上书毛泽东，毛泽东支持他们。他们于是公开宣称得到毛泽东的支持，并且扬言要发动运动反击“右倾翻案风”。毛泽东接着发表讲话说有“一些领导人”从7月到9月散布毫无根据的政治谣言，分裂党的领导，攻击“文化大革命”和它的成果。11月底，他讲话的内容摘要被公安部部长华国锋在通气会上作了宣读。在政治局所有的常委中，只有他一个人既不是“四人帮”党羽，也不是邓小平的支持者。接着，毛泽东讲话摘要又向各省委作了传达。据说，邓小平当时就被取消所有政府职责，只留下主管外交事务。不管真相如何，华国锋宣读这项声明就等于是宣判邓小平失去了毛泽东对他的信任，因此，也失去了指挥党与政府事务的权力。

对邓小平来说，紧接着的四个月，很像是1966年7月到11月的那段日子，他每天遭受激进派的猛烈攻击。但他这一次采取了不同的反应。在1966年，他同意作羞辱性的自我批评；现在，在1976年，他又被要求这样做（毛泽东通过叶剑英向他施压），但他坚决拒绝这样做。他也知道，如果他批评自己从1973年以来的任何作为，那么在毛泽东死后一定会发生的政治斗争中，他一定非败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