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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把这项工作会议的大部分工作都交给其他人处理，他自己则全心全力处理“四个现代化”的问题，而且他也跟陈云一样坚决认为，华国锋的十年发展计划一定会造成反效果。但他当时最主要的工作是利用政策，而不是制定政策。在当年9月和1980年3月的中委会会议上，他施加压力，终于达到他所希望获得的结果。在这两次会议结束时，华国锋在政治局内的四个主要支持者—包括汪东兴和吴德—已经淡出政治局，胡耀邦出任总书记。

在1980年当中，邓小平把他的全部精力和心思全都花在处理政府方面的问题上面。他的策略是提出建议，要求党的高龄领导人（包括他自己在内）辞去他们的职位，而由较年轻的人接任。华国锋对这项提议可能多少有所抗拒。但即使如此，也很快被否决了。决定政府高层人事任命的是政治局，而华国锋这时在政治局内已经被孤立。8月间，他被迫辞去总理一职，丢掉了他在1976年争取得来的三项职位中的第一项。

在名义上，华国锋继续担任中委会和军委会主席，直到1981年6月为止。但这只是名义上的。1980年11月和12月，在连续举行的九次政治局会议上，华国锋在原则、政策和公共行为方面频频遭到攻击，造成他最后精神崩溃，而主动要求解除他在党内的职务。没有人提出异议，并且由政治局作成决定，由胡耀邦和邓小平实质代理华国锋的职务，直到中委会接受华的辞职为止。但不知为了什么原因，中委会竟然一直等到七个月后才再度开会。也唯有到了这时候，绝大部分的中国人（以及全世界）方才知道，毛泽东的指定继承人早已经下台。但华国锋的政治生涯还有一段小终曲—他继续担任党的副主席，一直到1982年9月卸任。但在这之后，他的命运跟37年前的王明及博古一样，只保留了中委会委员的头衔而已。他从大众面前失去了踪影，报纸上再也看不到他的姓名。

邓小平为什么会对华国锋采取这种态度？邓小平算不算是背叛了华国锋？对这段时期的中国大陆历史作过深入研究的哈里·哈丁博士就是如此认为。或者，邓小平这样对待华国锋是应该的？

从表面上看，不赞成邓小平这样做的人认为，邓小平在1976年10月和1977年4月写给华国锋的信中都曾表示要全力支持华国锋。同时也在第二封信中承认他在1975年犯了错误，这表示他无意在华国锋领导下推动以前受到毛泽东批评的他的那些政策。而赞成邓小平的人则认为，在华国锋同意邓小平复出之前，他就已经明确表示，他无法、也不愿意接受“两个凡是”。

在政治上，表面上看到的并不能代表所有的一切。

哈丁还说，邓小平是个有使命感的人。他下定决心，要拯救党和国家，消除那些曾给党和国家带来巨大伤害的思想。当华国锋还是一个党的县级领导干部时，他就已经是党的总书记了。邓小平的同辈和同事大多数认为，他是党和国家需要的领导人。还有，令人不忍苛责的是，他的做法和自从彭德怀于1957年(3)被斗倒以来所流行于党内的权力斗争手法比起来，是相当温和的。例如，他并没有鼓励报纸攻击华国锋本人，而华国锋却在1976年容许报纸攻击邓小平。同时，邓小平在获得胜利后，也不曾坚决要求华国锋作出当年毛泽东强迫彭德怀、刘少奇和他所作的那种屈辱性的自我批判。

从《邓小平文选》处理他在1976年10月和1977年4月写给华国锋的两封信的方式来看，第一封信只是被提到而已，并未选录信的内容，第二封信也只选用了部分内容。由此可以看出，对这件事是有所隐瞒的。

在纠正过去的历史错误方面，1980年和1981年有几件主要的事情：为刘少奇平反，审判“四人帮”，全面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给“文化大革命”定性。

在党内外，刘少奇一直都不是一位特别受爱戴的领导人。虽然，抗日战争时期他曾担任新四军政委，但在60年代，很多党员认为他不够资格接替毛泽东任军委主席，有些人甚至怀疑他能否胜任党的主席。人们对他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遭遇只是表示遗憾，而不像对待其他受害者那样感到痛心。同为其他人平反相比，诸如同彭德怀、彭真的冤案相比，他的案子很敏感。为二彭平反不用去否定“文化大革命”，也不必直接去谴责毛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做法。但是，刘少奇的地位很高，他是被当成“叛徒、内奸、工贼”开除出党的，因而为他平反就没那么容易了。

邓小平想为刘少奇平反是因为他想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他准备面对全面评价毛泽东的功与过所造成的后果，而且他也一定认识到，不为刘少奇平反，自己的复出与平反就不彻底。直到1980年2月底，他才促使中央委员会通过了为刘少奇平反的决议，撤销了对刘少奇的一切指控。华国锋当然反对撤销对刘少奇的决议，而且，似乎还有几位党的高级军事领导人，可能包括叶剑英在内也同样反对。同年5月为刘少奇举行了追悼会，被关押了10多年的刘少奇的妻子王光美又重新出现在公共场合。她是一位有知识、有魅力的女性，她的出现预示着一个新的时代的到来，那将是一个丰富多彩、不再充满恐惧的时代。

对“四人帮”、陈伯达以及林彪的支持者的审判是中国共产党在政治实践上的一个创举。斯大林曾把他的政敌送上法庭，东欧的一些共产党领导人也曾经这样做过。但毛泽东从来没有打算让法庭来审判“反党”、“反革命”分子。这或许是因为在他的心目中，党的地位远远高于国家；或许是因为他觉得很难像对待谋杀、抢劫犯那样，为反革命分子定罪。邓小平没有这么多的顾虑。事实上，他要明确区分毛泽东所说的“犯错误”和“四人帮”、林彪所犯的“罪行”之间的差别。

对“四人帮”的审判是1980年11月底到1981年1月底在公安部以前的办公地举行的。事先就已经给10名罪犯定了罪，只是将最后的审判程序公开了。被告中只有江青试图为自己辩护，张春桥一言不发，其他八名罪犯或俯首认罪，或把过错推给同伙。江青主要说的是她只是按照毛的指示办事（她说“我是毛主席的狗”），现在审判她的法官当中有许多人和她一样，也参与了对刘少奇的批斗，而且在“文革”期间，法律已失去了作用。她的表现引起法庭内外的阵阵骚动，许多观看电视的人不得不承认她有点精神。然而，各种文件和口头证词表明，“四人帮”的活动折磨死了成千上万的人。江青本人对于了解她过去历史的人，都毫不留情地进行了迫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