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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事又想用手帕擦脸，但这次他忍住了。

“你已经猜到了，传出枪声的自然是麦卡伦先生的客房，我接着得问合理的问题，不是吗，‘克里斯滕在哪里’，‘见鬼的海因斯在哪里’，还有最重要的，‘他妈的钥匙在哪里’，完全合理的问题，不是吗？‘我不知道，长官’，我的探员们翻来覆去只会说这一句话，‘我不知道，长官’，我还不如养一笼鹦鹉。”他又点了一支烟，站起来，开始在房间里踱步，领事的视线紧跟着他，就像人们本能地盯紧一条眼镜蛇那样，“‘我给你们想了一个新办法’，我告诉他们，‘既然你们自己嗅不出猎物，那就跟在克格勃屁股后面跑，从今天开始，盯着索科洛夫，七天二十四小时，电话记录，照片记录，一整套流程，直到他把你们引到海因斯和克里斯滕那里’。”

领事舔了舔嘴唇，它们在经过过滤的干燥空气中皲裂，“然后？”

“然后我们让索科洛夫消失，把我们的男孩带回来。”

“这也许不是个好主意，他毕竟是苏联使馆雇员，这会引起——”

“这不是你该担心的部分，萨姆，我们有不下五十种方法把谋杀布置成意外，相信我，这是我们的众多特长之一。”他忽然靠近了领事，后者下意识地后仰，试图拉开距离，“要是你一开始就把这件事交给大人们处理，你今天就能舒舒服服地待在斯特拉斯堡，消磨你平庸的外交生涯。我之所以把这一切告诉你，是因为你在这件事结束之前都不能离开巴黎，我会盯紧你的。”

你没有这个权力，领事想这么抗议，但就像以往许多次一样，不敢开口。

☆、ei13

13

伊斯坦布尔的子午线酒店，在十年前要是自称本地最佳，不会收到任何异议。经理赌咒发誓他们接待过你能想象到的所有政要，而且他们都对顶楼客房赞不绝口。在三次易手和一次翻修之后，今天的子午线酒店看上去依然令人愉悦，不过这是一种类似旧毯子的愉悦，那些习惯它的人不愿舍弃，另外一些人不愿意多看它一眼。这种酒店——以及它那显出疲态的庞大舞厅，式样陈旧的吊灯和灰暗的天顶画——不管是开在卢旺达、贝鲁特、布拉格还是伊斯坦布尔，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情报机构的附生物聚集在大堂酒吧里，就像冬日的鸟儿聚集在电线上，披着鲜艳的羽毛：外国通讯记者，贸易特使，还有其他拗口的头衔。

门童是新来的，第一次见识酒店举行宴会的盛况，但为了不被资历更深的同事嘲笑，他假装毫不在意，甚至有些厌倦，仿佛已经见三十种比这隆重得多的排场。再过四个小时，警察前来盘问的时候，门童会扭着双手，小声说他真的不知道嫌犯是什么时候进来的，来往的人太多了，先生，您总不能指望我记住每一张脸吧。他说的是实话，这一整晚，他只是勤恳地做着本职工作，开关车门，搬运宾客的行李，捡起不慎落在地上的钥匙、唇膏、玩偶和襟花。

公平而论，子午线酒店里没有一个人留意到嫌疑犯是什么时候进来的，即使留意到了，也没有多想。像这样繁忙的夜晚，酒店时常雇佣按小时计薪的临时员工过来顶班，许多不该开的门都开着，以便让菜肴和饮品更迅速地流转。警察很快得出结论，嫌犯是从洗衣房进来的，他们在那里找到了被打昏的洗衣工，一套西装不翼而飞，这套西装属于住在八楼的一位奥地利眼科医生，但相比起今晚被盗的其他财物，这套衣服算不上什么。警察自然而然地继续推断，这位把赃物穿到身上的嫌犯大约在九点到九点半之间混入宴会之中，那时候议长冗长的演说刚刚结束，香槟像水一样流淌，社交动物们开始互相嗅闻。十点左右，经理往警察局打了第一个焦虑的电话，不到五分钟之后打了第二个。至少九位沮丧的宾客要求警察“用最快速度”找回他们丢失的钱包和珠宝，否则就要找这个或那个政府要员，让官僚主义的怒火降临在警察头上了。他们都承认和一位陌生的银行家谈过话，没有察觉异常，至少当时没有。

这位银行家，焦头烂额的警官询问，他有名字吗？

六个受害人说不记得，另外三个说，亚历克斯。

几轮令人疲惫的盘问下来，警察勉强凑到了一把碎片，这位亚历克斯，没有姓氏，很可能是瑞士人，深色头发，应该是棕色或者黑色，如果仔细回忆的话，也可能是非常暗的金色。身高分别是“不记得”、“不清楚”和“大概比我高一些”。绿色眼睛，这是宾客们能够达成共识的一点。他说的是一种带有法语口音的德语，又或者是带有德国口音的俄语，不，警官，他不会说土耳其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