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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一个人，警察们继续盘问门童，你见过吗？

安拉在上，门童坐直了些，把汗淋淋的手心搓在一起，他确实见过这个人，这位亚历克斯从旋转门里出来时，门童以为他是个需要新鲜空气的宾客，于是上前问他是不是要找子午线酒店著名的花园，如果是的话，前面左转，从小路过去。但亚历克斯摇摇头，把停车票递给他，请他把车开过来。

你相信他了？警察不耐烦地追问，没有想过一秒这张停车票可能是偷来的？

当然不，门童提高了声音，一种突如其来的怒火让他耳朵发烫，我们怎么敢质疑一个住客，尤其是当他还穿着昂贵西装的时候？

无论如何，损害已经造成了，议长心爱的座驾就这样被可鄙的小偷在所有人眼皮底下开走了。酒店犹如被踢翻的蜂窝，经理一脸凝重，在参加一个想象中的葬礼，死者是他自己的职业生涯。酒店的实际持股人也被从床上吵起来，匆匆赶到，四处扑灭晚宴宾客们间歇喷发的怒火。门童午夜之后才回到他的岗位上，挺直背，肃立在子午线酒店的旋转门旁，守着它最后的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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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不多就在第一批警察到达子午线酒店的时候，亚历克斯，又或者用他更喜欢的名字，海因斯，把偷来的捷豹停到一座乌灯黑火的犹太教堂后面。

这是加拉太区一个暮气沉沉的小角落，被打碎的街灯没有及时维修，留下许多深坑般的阴影。土耳其的犹太人口早在四十年前就开始缓慢而稳定地流失，这些涓流在战后变成了洪水，涌入新生的以色列，街上这些大门紧锁的空房子就是潮水退去之后遗留下来的浮木和贝壳。海因斯拉开仪表板旁边的小置物箱，里面有一双手套、一个手电筒和几颗薄荷糖。他下了车，打开行李箱，借着电筒的光线寻找工具袋。

他选了一辆停在教堂后门栏杆旁边的红色小车，它看起来已经很久没有移动过了，一个前轮漏了气，车窗上的灰尘被雨水多次冲刷，又多次重新聚集，呈现出一种层叠的纹路。他拆掉车牌，换到捷豹上，他真的该偷一辆没那么显眼的，不过这种拙劣的障眼法应该足够对付伊斯坦布尔警察。他思忖着如果父亲看到他此刻在做什么，会有什么感想。父亲想要的是政客，得到的却是一个平庸的外交官和业余偷车贼。海因斯回到车里，解开领结，就这么坐了一会。他现在有权退出游戏了，往西北去，消失在动荡不安的捷克斯诺伐克，换一个名字，再没有□□、中情局和安东·索科洛夫。

他允许自己在这画面里沉浸了几秒，然后发动了汽车。他和热那亚之间还隔着超过一千七百公里的山地、平原和狭长海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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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负责监视的两个日班探员看来，这个苏联领馆雇员也许是有史以来最无趣的目标，甚至超过了他们去年夏天在安卡拉盯梢过的社会学教授。a a 索科洛夫，档案上这么写，受雇于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再往下几行，跳过毫无用处的外交通讯录摘抄，还有人用绿色墨水装模作样地标注了一句极度危险。

然而索科洛夫看上去并没有什么“极度危险”的地方，以这两位探员的经验看来，“极度危险”的目标们往往平凡无奇，仿佛这是他们天生的伪装。两位探员都同意，索科洛夫看起来比照片要憔悴得多，这档案想必很久没有更新过了。他的生活如此规律，就像在跟踪一个钟摆：六点半从公寓里出来，不论晴雨都穿着满是折痕的旧风衣，从不打伞。六点四十五到五十之间到达领事馆，和门卫打招呼，消失，直到下午六点半才会重新出现，返回公寓。探员们的小货车停在街角，车门和货厢都漆着土耳其邮政的标记，每隔一小时移动一次，缓缓绕着领馆转出一道不怎么规整的圆形轨迹。晚上会有另一辆车来接班，屏息静气地缩在路边的阴影里，像某种长有复眼的昆虫，盯着那个挂着棕色窗帘的窗户。

只有三次例外，第一次是参加大使馆举办的小型交响乐会，探员们紧跟着他，在安卡拉待了两天，没有发现什么异常，索科洛夫对音乐会的态度和其他外交人员一样，既不显得厌倦，也不显得过分感兴趣；第二次是烟馆，其中一个探员换下了邮递员肥大的外套，穿上油渍斑斑的工装裤和衬衫，跟了进去，像任何一个好□□那样点了苹果汁。他和索科洛夫之间只隔了两张椅子，假如有接头人出现，探员也能看清楚这个人的长相，然而索科洛夫只是买了一杯伏特加，和酒保说了两句无关紧要的话，把酒喝完，离开了这个烟雾弥漫的史前洞穴。第三次是港口，日班探员们看着他走进海关办公室，十分钟不到就出来了，径直返回领事馆，他们尽职尽责地拍了些照片，与其说发现了什么线索，还不如说是为了向普利斯科特交差。

事态急剧恶化的那天和别的日子没有什么不同，至少一开始的时候是这样的，日班探员像以往一样把邮政小货车开到索科洛夫的公寓对面，夜班探员的车还在原处，一动不动，这不太对劲，他们理应立即离开。两位日班探员对视了一眼，决定再等两分钟。

十分钟过去了，索科洛夫并没有如常从公寓里出现，车也依然僵在原处。日班探员们下了车，小心翼翼地接近那辆小小的阿尔法罗密欧。